城市新侦探：谁在悄悄改变我们居住的城市？

凌晨五点的广州，有人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开启一天的工作。人潮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中心，又在深夜渐次回归，这是属于现代城市的潮汐。

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定义生活的范式，牵制人们的热情和想象力，甚至改变理想、事业与爱情的格局。某种程度上，城市是我们生活的普通世界，也是我们的樊笼。

我们习惯了向往诗和远方，却很少去思考我们身处的城市本身。比如，面对高墙林立的楼房和紧闭的防盗门，除了感到茫然的焦虑和空泛的孤独，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为什么城管与摊贩的对抗反复发生，这是个体的宿命还是城市的痼疾？老城区的那些街巷，是否只能走向脏乱差和过度商业化两个极端？

但也有人总是在思考，如何能让我们居住的城市变得更好？他们触摸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呼吸，注视城市的潮汐。如同一个个城市侦探，敏锐地抚摸城市的细节。

当你开心地打卡一个网红地标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是否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当你在西二旗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下班时，此时的国贸是否同样沮丧？当你在后海听着民谣喝着酒时，朝阳公园的大爷是否和你一样放松？

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数据都会告诉我们答案。来自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李栋和他的团队试图用数据去捕捉人们在社交网络中表达的情绪，红色代表高兴，蓝色代表沮丧，通过语义分析把居民每时每刻的情绪捕捉下来，再与其所处的位置、时间关联，绘制出一幅彩色的城市情绪动态地图。

在情绪、健康和精神等抽象议题上，数据展现出了无穷的趣味性和生命力。更多的时候，数据被用来描摹城市中更为具体的维度。

以北京为例，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就业群体中，平均通勤距离为11.78公里，是平均值的1.2倍。住得远，地铁拥挤，我们是不是注定要承受这样的通勤压力？对此，数据展现了“赤裸裸”的残酷：在望京、丰台这两个区域，就业功能很强，但由于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居住在这些区域里，能够达到职住平衡，也就是说居住并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并不会太痛苦；而我们感受到的通勤痛苦，多数来自于这些职住不平衡的区域，例如上地、中关村、亮马桥、亦庄等。假如你住在东南四环，而你工作的地点却在西北五环的软件园，那么，恭喜你，“职住不平衡”的代表非你莫属了。

大数据还能帮助我们窥见城市中的诸多细节，例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五公里跑道上的人比三公里跑道上的人更多，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在跑道上添加更多跑步设施，而在游人较少涉足的地方恢复更多的生态草地与树林环境。

对城市规划者而言，数据是比感受和经验更忠诚的朋友，能够更加准确和客观地反映我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同时，如李栋所言，“数据是中性的，没有好坏善恶。数据分析也不是最终目的，核心是希望推动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或许，数据之于城市的魅力就在于此。

“夜晚，院落清静风移影动，看到低矮的天际线，墙外漏进微弱的路灯，有一种大国小民的安稳。”一个网友在胡同住了一晚后，在微博写道。

的确，胡同是一种隐藏的智慧。历经百年风雨，几代人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胡同的方圆内，在梁上、柱上、青石阶上留下岁月的印记。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如今的胡同却面临着两难：如若大拆大建必将损坏胡同原本的面貌，如放任不管，基础设施不完善、房子年久失修、卫生间下水管道缺位等问题将一直困扰胡同的居民与游客。

面对这种两难，众建筑联合创始人何哲设计的“内盒院”完美化解了这一困境。之所以叫“内盒院”，是因为它能在不破坏老房子结构的前提下，将一座新房子装进老房子。“内盒院”采用独特的PU建筑材质，内部预先埋设各类水管、电线、插座等设施，满足居民水暖电等生活需要。安装好的“内盒院”，可以开窗户，铺设木地板，使用马桶和浴盆，跟楼房一样干净、保温和舒适。

在何哲看来，这种“内盒院”满足的不仅是老北京胡同的需求，更能改善城中村的居住质量。“深圳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中村里面，很多外来的人口把城中村作为进入深圳的第一个台阶，这些插件能快速地插入老的废墟，实现对各种空间的重新利用。”

一座座“内盒院”背后承载的是每一个人的居住理想。正如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所说：“虽说这幢房子对住户的很多苦难束手无策，可它的每个房间却都见证了建筑所能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幸福。”

何哲希望把“内盒院”变成真正的产品，改善更多人的生存环境。对胡同而言，更重要的是“内盒院”留住了胡同里的老街坊，百年胡同才得以保留原始的灵气，继而拥有全新的生命力。

一次演讲过后，何志森和他的Mapping项目突然爆红，引发全民热议，何志森本人也被冠以“城市追踪者”的称号。他不清楚爆红的原因，“我做的东西很平凡，就是告诉学生建筑要回到日常而已。”

爆红过后，何志森没有停下观察城市的脚步。在他创办的“扉美术馆”旁边，是一座菜市场，虽然只有一墙之隔，摊贩们从来不会踏入到美术馆里看展，因为那些东西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于是，何志森带领学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项目，设身处地去了解摊贩的生活，收集摊贩的故事。

令何志森想象不到的是，三个月下来，所有收集到的摊贩的故事都指向了“手”：一位卖菜的阿姨手上的手镯、手饰，是老公给她买的，广州特别潮，她老公相信玛瑙可以去寒；卖鱼人的手上则有一股淡淡的腥味，上面有鱼刺划过的伤疤；卖肉人的手上有一层薄薄的泛着光的油渍；卖花人的手则被厚厚的茧保护着，以免被剪刀和花枝划伤……

当何志森和他的学生们把这许多双手的照片挂在美术馆内时，感人的一幕发生了，从未踏足过美术馆的摊贩们纷纷在午休时间进入美术馆，帮学生一起布展，完成作业。后来，摊贩们骄傲地把“那双手”放到了营业执照旁边，“这双手给予了他们新的身份的认同，手就是他们最真实的营业执照。”

真正的设计一定是基于对人的理解。在何志森看来，他和学生们重新为摊贩们构建了在菜市场里面的一种尊严，一种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尊严、自信和平等。他期待着，学生们在未来横平竖直地设计作品时，勿忘很多“柔弱的生灵”穿梭其间。

改变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并不难，可以用数据，可以用设计，还可以用关注他人的眼睛。正是因为有像李栋、何哲、何志森们这样的“城市新侦探”，我们才得以一点点靠近心目中的美好居住。城市不仅仅是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们以理性对待的客观对象，它更是每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是感性的城市。我们亦可以成为城市新侦探，用眼睛发现城市之美，用双手定义美好居住。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通过对个体的认知、对自己的重新塑造，我们得以重新建构城市的未来。

4月23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李栋，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扉美美术馆馆长何志森，众建筑联合创始人何哲这些“城市新侦探”们一起出现在贝壳找房联合一席举办的人文讲座论坛上。这场论坛以“城市·居住·改变”为主题，与数百名观众一起开启了对美好人居可能性的探讨和想象。

贝壳与一席的这一场论坛，或许并不能快速带来关于城市治理、美好居住的标准答案，更多的是通过“生产想法”为大家提供思考角度，启发每个人参与其中。对贝壳而言，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是其使命；服务2亿家庭的品质居住平台，是其愿景。

带着这样的人文理想与情怀，这幅愿景的图卷正徐徐展开。上线一年的贝壳找房，迅速连接了20万经纪人、2.1万家中介门店、160个来自全国98个城市的经纪品牌。作为技术驱动的新居住服务平台，贝壳找房正在积极打破传统服务企业彼此孤立的现状，串联起泛居住、全业态的生产者、消费者，用平台力量帮助用户走入“新居住”时代。

正如“贝壳”这个名字一样，贝壳找房要做的，是让异地漂泊的人不仅拥有坚强的外表，还有柔软的内心，都能在都市中找到一处堡垒，安放家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