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五四”实际上从打破国家的偶像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于楚众 摄）

三联生活周刊：“五四”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无数的思想、人物、事件轮番登场，你会选择从哪里切入理解“五四”？或者说你认为真正关键的“五四”前史是什么？

杨念群：我自己的想法是把“五四”放在所谓“后科举时代”的脉络里来加以理解。科举制的崩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是讨论“五四”真正重要的历史背景。以此为转折点和观察平台，以后的时代变化也相应能从中寻究答案，科举的停废争议一直贯穿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新政过程之中，和中国人知识结构、观念的整体变化互相推动。以往谈到废除科举制，一般会简单说这是近代变革最重要的一个成就，为后来新政改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我个人觉得，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和士绅社会的崩溃，同时也造成传统文化的流失、农村文化资源的空心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科举制崩溃是关键节点，能否以此为坐标构建出几代知识人的谱系？最早一批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和科举制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杨念群：晚清一些发挥变革作用的知识人实际上大多是科举体制中的边缘群体。当时一批洋务大员的幕僚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比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他们本身即是算学大家或化学家，像编过《海国图志》的魏源也做过幕僚。这些人在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器技制造方面为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提供了一个和传统知识谱系不一样的视野，促使其认知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使官员们懂得国与国之间是以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形式进行交往的，其规则并非能为无所不包的中国传统“天下观”所涵括。他们的知识训练就不是科举制的单一教育体系所能涵盖的，这是在科举被废除之前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本身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

除了西方的输入这个因素，其实贯穿整个清代，就有一批人从事一些非常专门的学问，比如经学、考据学等，天学、算学也包括在其中，他们做学问基本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研习的内容常常溢出了科举考试的范围，所以往往需要由家族或友人资助。因为中西冲突加剧这个时代机缘，这些知识因其具有实用性，让这批人有机会直接介入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化和工业化的过程。科举制废除之后，学堂里边传授的知识内容发生改变，李善兰他们那一代西学传播先驱者曾经致力探究的知识从边缘地位上升到了主流。当然也不要过分夸大这些人的先驱作用，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只是幕僚和个体西学知识爱好者，能够在一段特殊时间内对某些大员在洋务运动中的决策有所助益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再往后的一些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本身有一定科举的功名，却又力主革新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体系，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杨念群：晚清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坚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从科举体制内获得其政治身份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那些维新变法举措已经开始反叛科举体制，提出引进西方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他们对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表示不满，主张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变革，变科举的思想也对张之洞之类的官僚有所影响，原来张之洞并没有说要废科举，他只是把科举里边的一些内容加以调整更新。比如说把吸收西方内容的策问变成第一场考试，以前第一场测试的都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八股考试即放在第一场，现在则摆在了最次要的第三场的位置。

《建党伟业》剧照

这样的调整实际上延续了洋务运动以后大规模知识重心转移的变化轨迹。促使这些知识的引进愈益从仅仅关注如何引进坚船利炮等具体洋务事宜转而思索如何向更深层的政治体制变革方向转移。人们不仅对那些处于表层的器技之道感兴趣，而且发展到要利用西方的政治思想改变中国的制度。有了这个觉悟，整个科举制存在的合法性就发生了动摇。

到了20世纪初，舆论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印象：科举制度的存在就是一切变革的障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曾说过科举制就是清朝衰弱不振的罪魁祸首。整个知识界推波助澜，逐渐营造出了科举不得不废的激进舆论氛围。

三联生活周刊：科举废除带来的身份变动具体是怎样的？作为替代产物，新学堂成为知识生产的途径，学堂产出了怎样的新型知识分子？

杨念群：学堂教育确实为“五四”储备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实现了代际转换和新的身份认同模式，他们是五四运动最核心的支撑点。当时的学堂教育基本上培养出了三种人才。第一种是科技人才，他们属于晚清的“理工男”，这批人一旦毕业基本不可能留在乡村，只能往城市流动，因为他们所学的科技知识很专门，在家乡根本就用不上；第二种是“政法男”，他们很多人是去日本学习政法方面的知识，不少人速成一年就回来，这批人素质最差，往往鱼龙混杂，有的人不学无术，但恰恰是这批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现代官僚系统，成为新政变革的主要力量；第三种是军事学堂毕业生，军事学堂单一专门的军事训练成就了一批北洋时期的地方军阀。

科举废掉之后，基本上就是这三个类型的人群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军政两界。还有一种类型是海外留学生，就是胡适这批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中。学堂教育迫使中国的传统知识得到了大幅的更新，但是其训练方式和人员构成也为现代城乡差别逐步拉大埋下了新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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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次知识系统大换血产生了哪些连带效应？新旧之间的代际关系是怎样的？

杨念群：科举制废除之后，很多原本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合理因素慢慢消失。比如选官程序的标准化就出现了很大问题，首先是人才的上下循环系统崩溃了，学堂毕业生大量集中在城市，造成乡村教育资源分布的空心化。士绅阶层在乡村的作用彻底被取缔，这批人慢慢被消灭，其中一部分残余留守人员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充斥到了新政试验的队伍中。各地为预备立宪设置的咨议局里都是一些老资格的乡绅，也有进入中央政府部门的人，比如蔡元培，这些后科举时代的残余人员有很少一部分人加入到“五四”队伍中，这些人我称之为“五四”第一代，到了“五四”时期，他们的年龄都已近中年。蔡元培这些人在科举中是有功名的，但又是反清廷的，带有一种强烈变革的意愿，所以这批人作为革命前辈就构成了“五四”政治与文化改革的基本底色。

1917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首届学生毕业留影（蔡元培家属收藏）

第二批属于“五四青年”，如胡适这拨人，他们满脑子全是西化的东西，开始质疑中国文化存在的正当性，主张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这批人进来之后，“五四”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才真正开始。从戊戌维新过渡到清末新政，再到科举制废除，中间经历辛亥革命，最后才酝酿出“五四运动”，我们观察这一条线索就会发现，科举制废除这个事件是理解“五四”知识人身份及其复杂言行变化的一个关键视角。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于直接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五四”人，第一批横跨新旧之间的“五四”人，比如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处在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中？

杨念群：他们体现出的一个特质就是具有反叛旧制度的强烈冲动，但在具体言行中却表现得相当犹疑，一会儿依赖西方知识，一会儿又回归中国传统，来回折腾，经常两边观望，这就和后面胡适等人的相对彻底的西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以严复为例，严复早年介绍西方科学理论，可晚期不仅回归传统，而且对古人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感兴趣，他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

我们一谈严复就提到他翻译《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输入中国，引发了中国思想的大地震，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很复杂，经常是新旧杂糅在一起。他立志翻译西书跟他在船政学堂受教育成为“理工男”以及参与海军教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他就觉得在旧体制下先把西学知识引进过来，对中国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有好处的，但是他本身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所以《天演论》对赫胥黎整个的原著都有大量的曲解，并不符合作者原意，很多译法是按照严复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加以改写的。这就说明他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出现过激烈的内在紧张，内心深处根本是新旧完全在打架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五四”前后很多人共同的特点。

《开天辟地》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超出这个框架之外，自成一体的知识分子？

杨念群：有，我开玩笑说有两个“外星人”，就是章太炎和鲁迅，他们的思想太特殊了。相比于这两个人，如康、梁等那一代早期维新志士，其实都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之中，对他们的经历和思想还能用代际身份认同、知识结构转换这些理由进行解释，他们的思想更加平易近人，容易启发民众的兴趣，比如梁任公，大家都很喜欢他，人格富有魅力、为人亲和、鼓吹趣味主义等。但是章太炎和鲁迅，在一帮世俗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两个“怪物”，比如章太炎引佛入儒，坚决反对群体目标对个人品性的污染，这就犯了以儒家为立名之本的人的大忌。比如鲁迅盛赞尼采的超人精神，与当时各种形形色色的知识圈子根本格格不入，但他们的思想遗产却又是一笔难以超越的精神财富，几乎没有什么人能真正理解他们，他们就像高山一样孤独地耸立在那里。

章太炎的思想太复杂，俱分进化论是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点，他把进化论和个人的悟性、个人的感知并列起来，反对融入集体意识。他受佛教影响特别深，他个人的那种魅力和自我意识特别强，但是又跟中国的整体知识氛围，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显得孤芳自赏。

胡适赠予鲁迅的《尝试集》（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鲁迅作为个体的超人气质和批判能力，根本不是传统中国人的风格，鲁迅对待论敌绝不妥协，完全不采取折中的立场，“一个都不饶恕”。其言行长期不为深受中国传统浸淫，习惯苟且般活着的人所能接受。可我们又不能把鲁迅的性格简单等同于西方人的气质，他心灵深处的叛逆和批判力度是现代中国人所无法企及的。

现在从事章太炎和鲁迅研究的人不少，但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表示深深的怀疑。还不如就把他们放在心里，如高山仰止那般供在那里，想象一下，只要一谈鲁迅，冥冥之中好像就会惹他嘲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最好还是别碰他。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你出版了新书《“五四”的另一面》，是以十年前《“五四”九十周年祭》为基础大幅增订的。增加的篇幅主要放在了对“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这么重要？这是一个今天听起来相对陌生的思潮，它是你理解的“五四”被人忽视的“另一面”吗？

杨念群：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是“五四”里最重要的思潮，以往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五四”研究一开口讨论就把民主、科学这些口号挂在嘴边反复解说，这有其必要，但过分强调易于忽视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期间很流行，它的精髓不是主张不要政府，而是在底层社会改造方面提供了若干成败经验，为后续的社会革命创造了理论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无政府主义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杨念群：这就涉及科举制崩溃后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对最高层倡导的政治设计失败的反思和“国家”建设理想的幻灭。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现代民主和立宪制度。清朝终于变成了共和国，大家都期待着清明的政治很快到来，可是现实让人极度失望。上层政治人物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梁任公作为宪政改革的核心人物最后都感到绝望，说中国的政治太不成熟，甚至还出现直接暗杀宋教仁这样的事件，与人们对于从西方学来的政党政治的最初期待完全不同。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梁济在自杀前的遗书中明确说过自己不是殉大清，如果要殉大清的话，大清一亡他就会马上自杀，可是他在清亡后又观察了七年，到最后觉得民国不如大清，才在极度绝望中选择赴死。这些对上层国家政治的失望，导致了知识界思想上的大转向，无政府主义的突然流行与此现象密切相关。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中国人刚刚艰难地放弃了自己的“天下观”，承认自己是世界之一国，想要从政治上建设出一个现代国家。当国家的理想也已无从依靠，人们何去何从？

杨念群：民国初期出现政治乱象之后，陈独秀就发表《偶像破坏论》，说国家是最糟糕的东西，我们不能再走上层路线，必须眼光向底层延伸，寻找新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建设的热潮之后，实际上知识界的关注点整体转向了“社会”。我觉得“五四”与以往改革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会”看作近代中国变革的最重要起点，主张从基层做起，改造社会。我把社会改造定位为一个和官方政治体制改革即由最高层倡导、国家制度层面的设计相对立的新方向。

综合材料绘画《陈独秀与〈新青年〉》（胡伟，2009年）

另外一条线索我觉得是由胡适那批人发起的，那就是在文化层面进行辩论，讨论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对中国变革的重要性。这就形成了两条重要线索：一个方向是注重社会，另一个方向是注重个人，胡适这些人一度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经由社会再组成国家。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不是国家和社会决定个人的命运而是恰恰相反，由个人的独立自由形成国家和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前提，当时大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向的思路。

“五四”实际上从打破国家的偶像开始，通过文化讨论把变革问题拉回到个人的脉络里面去考虑，然后才触及社会问题。而不是像原来习惯的那样，先注重最高层引领设计，再由上往下走，从立宪、革命，最后一层层压到底部，而是先注重作为个体的个人的命运。这才是“五四”知识人区别于以往变革诉求的真正思想脉络。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一条“国家－文化－社会”的再造中国的脉络中，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后世的反思中，人们似乎总认为“五四”的启蒙是不完全的，你觉得那种未完成性到底是什么？“五四”中被遮蔽或遗忘了的努力是什么？

杨念群：我觉得是个人主义思潮的重要性被遮蔽掉了。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改造运动是对此前最高层引领的“国家”建设的一个反动，但实际上“社会”仍然是和“个人”相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实际上“五四”时还有过“莫拉尔小姐”或“穆姑娘”（道德伦理革命）的提法，但已经不被现在的我们提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不顾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卑鄙欲望，这种误解急需破除。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18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实习生曾宇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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