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和郭台铭：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

来源丨21Tech(News-21)

作者丨林波

编辑丨刘雪莹

2019年，任正非和郭台铭都比以往更加奔波。

郭台铭一如既往地激流勇进，今年更为凶猛，立志走上仕途；而一向退居幕后的任正非，面对诡谲的国际商战，也奔走于各国媒体的采访间。

郭台铭1950年出生，今年69岁，任正非出生于1944年，今年75岁。30年前，他们和深圳交汇，分别诞生了华为和富士康。富士康龙华园区和华为坂田总部，仅相隔一条高速公路，彼此成为了邻居和上下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家公司的业绩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华为总营收7212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千亿美元；富士康母公司鸿海总营收约11514亿元人民币，跨过了万亿人民币的门槛。

从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华为和富士康已然成为深圳的名片。如果说华为代表的是深圳的A面，那富士康就是深圳的B面，两者都不可缺少。

作为深圳的A面，华为是奋斗者的代表、高科技代表，任正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面人物。然而任正非请辞改革开放杰出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更像从改革开放走过来的企业家。同时，华为讲奋斗、有技术故事、也有财富故事，这也是深圳特色。

富士康则是深圳的B面，B面是基础，是中国制造业的根本。富士康吸收了众多中低产阶级，将农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转移到工业中，从纯体力活转移到技术含量高一些岗位。虽然没有A面那么光鲜，高举高打，但确是从农村到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正是有了这AB面，才有了深圳，他们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不同的进程。这也好似空中翻转的硬币，如果硬币两面代表人物，AB面就要对调了，两者的处世哲学很不一样。

郭台铭更像A面，上个月还宣布竞选2020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举止非常高调，并且他的台前形象鲜明多变，是一位比较个性化的企业家。B面就低调一些，任正非更像是符号化的企业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活在华为内部的讲话中、采访中，且任正非的发言几乎都只与华为有关。

若将来回首21世纪前100名最具影响力企业家，任正非、郭台铭很可能上榜。就像乔布斯、比尔·盖茨影响了行业话语体系，影响力早已超过产品、公司的边界，具有划时代意义。任正非和郭台铭创造的华为、富士康模式，至少对亚洲工业体系的贡献无可厚非。

1987年，任正非离开南油集团后，筹集了2.1万元，在深圳的普通居民楼中开启了创业之路，做起了交换机的生意；而在后一年，一位敢于尝鲜的台商，将登陆深圳，并与之产生交集。

1988年，郭台铭站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豪言：看得到的土地，我都要了。那时，郭台铭已经创业14年，连接器的生意风生水起，3年后即将带动鸿海登陆资本市场，90年代初迎来了小高潮。彼时的任正非还在带领华为，走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创业期。

时间线再往前推，鸿海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原本郭台铭在航运公司当业务员，生活可谓安逸。然而，郭台铭却瞄上了制造业，在1973年出资10万元新台币和朋友创立了鸿海前身。

结果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机，公司经营不善，第二年其他股东纷纷退出，只有郭台铭守在原地，向岳父家借了70万，硬是度过了艰难期。

海峡对岸，任正非还处于军旅生涯，这也是他认为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尤其是1974年，邓小平同志开始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任正非进入了军旅生涯中的黄金阶段，南下深圳还是后话。

同一时段的大洋彼岸又发生了什么？在1975年，比尔·盖茨创办了微软，1976年乔布斯成立了苹果公司。谁曾想到，这些企业的命运将在未来交织在一起。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比郭台铭小5岁，加上任正非，他们同为50后、40后，在七八十年代创业时，中国和美国企业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这也导致了企业的不同气质。如果说苹果是艺术家，那么富士康、华为更像是军事家。

任正非和郭台铭的人生经历有相似的部分，白手起家的他们，一个是校长的儿子，一个是警察的儿子。作为家中长子，两者都很早当家，从小体验过贫困的滋味。成年后，任正非和郭台铭都有过军人的履历，经历过动荡的岁月，他们创立公司后，口号都带有军人气质，一强调的是活下去、艰苦奋斗、公司内部也嵌入军事化管理。

郭台铭在 1999 年就说过：“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但我们可以像蟑螂一样生存下来。”2015年，任正非依旧表示，华为仍然是棵小草，“从小草变成小树苗的过程中，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奋斗的底色、超强的危机感一直伴随着他们，每隔几年，他们的企业就提及新的转型。

90年代后，任正非和郭台铭面临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或许在1998年。这一年，华为开始二次创业阶段，国际化加速，《华为公司基本法》面世。鸿海从连接器、机壳的生意往上下游延伸，进入准系统组装领域。

进入21世纪，华为和鸿海又几乎同时进行再次变革。2004年华为再次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不仅有B2B业务，还有手机等C端业务，其定位从设备商转向电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鸿海开始横向整合，全面进入了电子、通讯、网络的全球化时代。在2010年之后，智能化迅速席卷，联网、数据、云化、AI陆续成为他们的转型方向。

用任正非和郭台铭的话说，他们的成功都有一股傻劲，创业初期都没有受到房地产等资本诱惑，坚持聚焦在通信行业、电子行业。最终成为一流的通信设备商、代工之王，当然，眼下华为和富士康面临规模、增长点、贸易摩擦等考验。

迅速转型之外，任正非和郭台铭在创业后，就设下了令人惊讶的远大目标。

华为，意在中华有为，一开始，任正非就指明，要进入全球设备商前三名。对于鸿海的起名，郭台铭曾说，鸿在天，海在地，要做天地间的生意。富士康的英文Foxconn，则来自模具 Foxcavaty和连接器Connector的结合，而外界也常常将Fox翻译为狐狸来解读。

事实上，不论郭台铭，还是任正非，都曾被人称作千变狐狸，带领公司在艰难的环境中敏捷转身，他们都有着那个年代的烙印。他们作为公司的教父，又是如何形成自身的管理哲学？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深圳崛起的背景下，任正非带着华为，从国内到征服国外，从被忽视的偏远地区攻入城市中心，可谓以农村包围城市，赢得胜利。

不过，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任正非被问及管理思想的来源时回答道：“是学习。首先你们不要误会，媒体总说我们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有他天然合理的成分，但世界哲学是多种多样的。毛主席讲的是一分为二，讲的是斗争哲学。我们讲的是灰色哲学，是妥协，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我们公司内部大家喊的都是妥协的口号。

第二点，如果孔夫子之道就能治国，道德经就能治国，怎么中国五千年没发展呢？我们不要认为依托任何一种文化就可以促进任何一种发展。说不清楚你怎么吸收的能量，每个人都可以看同一本书，理解是不一样的。环境是不断在变化，我们说攻一个城墙口那是大目标，很难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任正非的管理思想，并非完全来自毛泽东思想，但是华为的文化，确有浓郁的本土基因。

任正非在同一场采访中说过：“华为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不就是共产党的文化嘛，以客户为中心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嘛；为共产主义理想冲锋在前，享乐在后，不就是奋斗者文化嘛。董存瑞和黄继光都是光荣的，共产党不是讲长期艰苦奋斗嘛，共产党没有讲大吃大喝，奢侈浪费，豪华生活。我们这个文化也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同仁堂说‘童叟无欺’，不也是以客户为中心嘛。说大家要努力，中国人说勇敢勤劳，不也是奋斗者文化嘛。所以华为文化没有特殊的地方。”

再看郭台铭，他来到深圳，刚好是处于台海局势缓和，台资引进的期间。在中国台湾地区代工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郭台铭也向外寻找更优质、低成本的投资区域，深圳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可谓拥有了天时地利。

众所周知，郭台铭的偶像是成吉思汗，很显然，郭台铭有一颗霸主的心。待他事业有成时，外界称之为电子产业的成吉思汗，在富士康内部，郭台铭也多次提及向成吉思汗学习。并且郭台铭还亲自去成吉思汗的家乡取经。

当年，成吉思汗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和蒙古骑兵的骁勇善战、敏捷机动的特性分不开。最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蒙古军队在打仗时，每人配两匹战马，轮流骑用，一匹跑累了就换另一匹。他们从来不停下来建锅吃饭，吃喝都在马背上完成，因此能迅速地到达前线，杀敌措手不及。

而快速变化、迅速执行、生存能力强，也同样是富士康的特色。郭台铭一句重要的名言就是：“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这也是霸道总裁郭台铭的行事风格。

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吉思汗造就帝国的根本原因，是用移动文明打败城邦文明，这是当时生态的改变。有意思的是，其实大漠是更广袤的农村，骑兵可以说是陆地上的“海盗”，只是游击规模比较大，也是从边缘打入核心，而农村包围城市也是一种新文明的对抗，这与华为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本期编辑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