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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爱我家》】
记者 | 黑麦
摄影 | 王小京
其实早在《我爱我家》20周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过做一期“家”的封面,忘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做成。在今年“北京台春晚”上,《我爱我家》的部分主创再次聚首时,我又报了一次选题。我们的主编李鸿谷最初不解的是,为什么要给一部那么久远的电视剧做期封面呢?后来,在反复的会议和讨论中,他也开始对这部剧产生了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它?由此,封面主题确立。
我爱我家部分主创人员:前排左起英达、关凌、文兴宇、英若诚、宋丹丹;后排左起:王小京、张永强、李眉、杨立新、梁左、林丛
故事要回到1993年的春末,北京某局二把手傅明同志正式退休,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的他,仍旧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一脸严肃地嘬着烟嘴儿,这一刻他回归家庭,回到他熟悉的杨柳北里18号202号,回到这个三代同堂的贾家,回到了平头百姓的生活中,由此,一出关于“家”的好戏也正式上演了。
《灭鼠记》中的两位演员文兴宇、金雅琴
这段凝固了上世纪90年代的岁月,伴随着一种生活气,竟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能给人带来一种抚慰,它描述的并非完美的三代同堂,仔细想想,那户姓贾的人家,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令他们愉悦的事:健康老人没得奖;卫生红旗差点被流动;奖券中了没能去成香港;志新曾先后失去燕红、小晴、马主持,买台电脑还让邻居老胡中了一万美金;贾志国先被优化组合,再为了和平拒绝了高收入工作;老傅的一天成了老胡的一天……喜剧和观众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像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氛围,当人们欢笑时候,内心同时会触发各种复杂的情感,也许这笑声并不那么单纯。
在所有的客星中只有葛优与全家人拍摄了合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幽默仅仅是在强化社会的共识,而不是去追求对已存秩序的批判,或者是表达我们要求所处环境改变的诉求。当笑成为了90年代最新潮的主题之一,如何笑以及怎么笑,是个难以拿捏的问题。喜剧与悲剧之间往往一线之隔,稍有错位便有了别样的理解。
杨立新说,喜剧从不塑造英雄。如果它这里边有大人物,一定把大人物拉下神坛,喜剧必须得把台上的人搞得很愚蠢,因为搞得很愚蠢,才像生活,观众才能产生愉悦感。当然这个愉悦感有时候就像优越感的另一面,形成了观众对它俯视的视差。当“傅老”变成“老傅”,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不速之客纪春生(葛优饰)来到贾家,给一家人折腾地不轻。
在执行导演林丛看来,今天很难再拍出一个能够覆盖所有人群的家庭戏,宏大的历史衔接着生活的琐碎,庄严的口味叙述着日常的生活,在经历过漫长的岁月之后,这部剧最终成为了中国转型时代的“红楼梦”。
在“家迷”看来,这里的故事虽不够沉重,但也足够真实,这个有宽度的“家”,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家园。最后,我们并没有如期看到那个观众们期待的“大团圆采访名单”,它可能是几代观众的夙愿和遗憾。或许,所有的好故事结局,都是夹杂着欢笑或伤痛的。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泪水与笑脸都不是永远。
两张珍贵的剧组合照
执行导演林丛
Q: 笑声对这个戏很重要,在每一集正式录制之前,为了烘托气氛,你和英壮都是怎么去暖场的?
A: 我们就告诉大家要多笑,该笑不该笑的都得笑,因为你们对这个剧有很大的贡献。英达同学老说,“希望大家多给面儿”。因为我们是在学院里拍,开拍前到处拉观众,先找学校,再找学生会组织。有几场人不够,我们就去路上问,见人就问,“您爱看演出吗”。我觉得剧本和表演是硬道理,你前面号召了这么多人,戏要真的不逗,人家也不会笑。对于我们剧组和演员来说,每一场笑都很重要,实际上就是检查一遍戏怎么样。
英达在给葛优说戏,这段的台词是:等我纪某人有了出头之日,定来府上面谢。
Q: 您对哪一集印象是最深刻的?
A: 肯定是和平失忆的一集。那是一个完全假定的状态,所有人都在“文革”的氛围中出现,算是对文革的演绎和回忆吧,这是整个剧唯一一集跳出家庭生活氛围的。除了表演和台词,它有足够多的形式感,这就会把表演带入到另一种状态中去,那个分寸感,是非常有趣的。不同经历的人看到同样的一集戏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可能就只能理解到它逗乐、耍贫嘴的部分,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会感触到别的东西。
这一幕发生在纪春生给和平、志新讲刚讲完“水变油”的发明,志新说:有这好事儿,我怎么赶不上啊?
Q: 你怎么在剧里客串了那么多的角色?
A: 我也想演长得漂亮的角色啊。我那时候做副导演嘛,有些演员确实不好找,太边缘的角色不能请大牌来,临时抓演员、排演还不够费劲的呢,没办法,就只能从剧组里找人。有些角色确实要对形象做出很大的牺牲,不过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好玩的事。
编剧张越
Q: 《心理诊所》那集挺经典,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A: 我那会也不懂心理学,英达是读这个专业的,他说你写一帮病人吧,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了几位妄想狂朋友,王志文演的特别开心,当时他特别火,一直想尝试喜剧。站在现在的角度往回看,当时自己年轻,口无遮拦,有些集确实无知无畏。
Q: 当时的人对这个剧有点抵触,你觉得是不是心理上有过不去的坎儿?
A: 你想这个剧一开始起范儿是英达和王朔,王朔在当年代表的文化立场是让很多主流人士特别反感的,人们觉得他轻佻,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些。毕竟是100多集的喜剧,它会让一些人感到油滑,不庄重,想必有些人心里不太舒服。
《我爱我家》最初的主创,左起:王朔、英壮、英达、梁左
Q: 你说喜剧都是从悲剧而来的?
A: 当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姜昆的《如此照相》,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好笑,我觉得它是一种信号,一种试图摆脱压抑的声音,这感觉在梁左的一些相声中也似曾相识。你们作为8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在很多年后听到了这些段子觉得有点可笑,但感触和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肯定不同的。
《真真假假》里,“肯尼迪”那个梗是个真事。60年代的时候报纸登了个新闻“肯尼迪死了”,我妈单位有个没文化的老头,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哭了一鼻子,他并不知道肯尼迪是谁,以为登报通知的死人都很伟大。结果“文革”期间,整他的人就把这件事儿翻出来,要打倒他,说他为美帝国主义鸣冤叫屈。我听我妈讲的时候,觉得这个事又荒唐又好笑,时代错位,悲剧就成了段子了。
摄影指导王小京
Q: 可以分享一下拍摄全家福的故事吗?
A: 在9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也是个很好看的剧,编剧是王朔。我印象中,当时的《编辑部》是比《我家》火的,但是为什么《我爱我家》能被这么多人记住呢,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最后成为封面的这张主题照片,这个合影很重要。它像一个凝固的记忆,它是很多人对于这家人的印象。其乐融融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
全家福
当时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花了些时间把每个人都调度到一个相似又有别的状态,我觉得既然是关于家的剧,就必须有一张全家福。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愿意找我拍合影的原因,我觉得它是一种特别有趣,特别鲜活的创作,像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摄影作品。
这张照片还拉来了剧里最大的一集广告,万燕的赞助置换了一整集的内容,不过戏演得有意思,在今天看来也没有特别突兀的感觉。我记得这机器在当年买几千块一台,广告商还送了主要演员一人一台。后来葛优还参与了一张合影,全剧的客星里,只有葛优获得了这个福利。
忆“纪春生”
编剧,制片主任英壮
Q: 《不速之客》那一集是你写的?
A: 《不速之客》是我写的,其实我那会遇到了一些困惑,当时正是前40集的创作中期,我的写作素材遇到了一次瓶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闷头在西边的一个比较封闭的部队单位憋稿,我和英达住一个屋,梁左住对面的一个屋,我们中间隔过道。梁左那个时候已经用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他爱在床上趴着写,这人睡觉很轻,需要安静。我们和外界基本没有接触,不像今天拿手机随便翻翻就能看到些新鲜事,我为了找素材带了好多杂志,有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偶然地翻到了一本《读者文摘》。
读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讲的就是当年一个普普通通的东北司机,据说他是个有名儿的“发明家”,发明了一堆没什么科学依据的东西,后来这人搞出一个“水基燃料”,说是把这母液加到水里,就能把氢原子和氧原子分解出来,找个火柴往水里一扔,火苗子噌噌的。《读者文摘》是拿这故事当正面宣传进行报道的,我一北大学理科的,当时看完就乐喷了。
凭着职业的敏感,我就拿着这篇奇文奇事跟英达聊了起来,我们说这母液要是发明出来,中东国家肯定得急啊,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和平的日子就让这人给毁了等等,那会海湾战争刚结束没多久。一边胡编一边乐,我们俩聊了一个晚上,乐完了,我就把当时聊的故事写进这集里了,当然,后来还删了好多电视上不让播的台词。《我爱我家》播出没几年,这发明家就给逮起来了。
Q: 剧本里的故事是怎么生成的呢?
A: 你接着听说我啊。梁左当时深居浅出的,我就在对门制造纪春生。因为你得把这个故事按在一个能走进这家门儿的人身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府右街,那是中南海北门的斜对面,特早的时候,马路对面是个信访站,我小时候老去那儿跟他们聊天,这些人形形色色,举着的大字报上写着各种让人声泪俱下的故事,我看他们的行头特别有意思,衣服都很典型,能看出职业特色来。
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里面混杂着一些骗子,是来骗补贴的。有个北京的土语叫“倒卧”,说的是旧社会要饭的人,当时在城里常常能遇见这种人,随便一聊,身上都有不少故事。想到这儿,纪春生这个形象就清晰起来了。
著名的“葛优瘫”
Q: 为啥叫春生?
A: 给喜剧人物起名,得把握分寸,起的太戏剧化,就像相声了,有点刻意,毕竟是个剧,还得真实、生活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管这个人叫社会的寄生虫,那好,我就让他姓纪。然后按照这个谐音,起了个纪生春。写完我读了几遍,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拗口,就把后两个颠倒过来读了一下,春生,北京话还能加个儿化音,听起来有乡土味儿,感觉就对了。
“葛优躺”
Q: 当时怎么想葛优演?
A: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跟英达说,你得找葛优来演,你不找他来演,我这本子写了也白费。英达跟我说,你写吧,我找他去。后来要开拍了,剧本里的人物已经比较立体了,我们闲谈吃饭抽烟聊天的时候,又说了一次找葛优,英达这才动身。
那会葛优已经是大腕儿演员了,正在张艺谋那儿拍《活着》,英达听说他要回北京办点事,当然就带着宋丹丹和梁天去了他家堵他。本来梁天跟葛优挺熟的,但他有点抹不开面子,再加上葛优时间有可能空不出来,所以他们仨就干脆一起去了。
没事,纪春生一听到饺子马上就醒了
Q: 当时春生的行头是怎么准备的?
A: 这个英达导演比较忙,我就协助服装师找衣服,我脑子里全都是信访站那些人,就跟服装师对接了一下。当时中山装已经不太好买了,况且也不能穿件新的,谁管谁要饭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坐着剧组的车奔向金台路那边,我知道当时那块有个旧服装批发市场,衣服一块钱一件,好多务工人员在那边买衣服,我们逛了一会就发现这身掉了色的中山装了。
买回来就泡上消毒水消毒,消了两天毒,太阳底下晒了溜溜一天,我们又把这身衣服团成一团,放在服装大姐的褥子底下,就为了让它看着破破烂烂的。几天以后,我们把这身经过“八次消毒,五次碾压”拿了出来,葛优特别理解,直接就穿上了。我这一看,差不多了,再把准备好的挎包,水缸子往他身上这么一挂,活脱儿一倒卧。
(本期杂志特别感谢《我爱·我家》一书的作者郑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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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爱我家》能够经久不衰?在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李诞看来,《我爱我家》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样,他反复看了快十遍,每次看感受都不一样,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围着电视看,觉得这家子人实在是“太逗、太好笑了”,慢慢地,“它从最初的好笑,变成了真的像家一样的一种安慰、一种温暖。”这部剧真正打动人的是“共通的情感”,“你不管他过的是什么日子,老头就是那样的老头,会老骥伏枥;小孩就是小坏孩,懒汉就是懒汉,都是’有缺陷的好人’,很可爱,你会爱上那些人。”这也是了不得的喜剧最厉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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