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片，背后的故事更加惨烈

"This is the end, Beautiful friend，This is the end, My only friend, the end……"

随着吉姆·莫里森的歌声，直升飞机的噪音同时入耳，逼仄的房间，残酷的战争场面，不同时空的画面交替曝光在银幕上，比迷幻摇滚更迷幻的情境充斥着视觉与听觉，《现代启示录》就这样翻开了“第一页”。

1979年5月19日，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带着《现代启示录》来到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这部拍摄时遇到种种困难，搭上科波拉前途和身家的影片，当时还是未完成的版本。

然而在三个小时的放映结束后，全场的掌声给了科波拉信心。

最终，《现代启示录》与《铁皮鼓》同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科波拉也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过两次金棕榈肯定的导演。

《现代启示录》预告

但影片在当时被《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弗兰克·里奇称为“好莱坞40年来最大的灾难”，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发显现出它的生命力，40年后的今天重新再看这部电影，依然充满创造性的技巧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一切的一切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处说起……

那时正是各路电影运动开花结果之时，哪怕被资本家把控的好莱坞，也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而革新，由此涌现出了一批年轻导演。

这些被称为新好莱坞的年轻人们，有四位被后世最为推崇，大家也最为熟悉，他们就是好莱坞四小子。

依靠《星球大战》改写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乔治·卢卡斯，“社会观察学家”的马丁·斯科塞斯，“老顽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及本文的主角，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科波拉和白兰度在《教父》片场

1974年，36岁的科波拉已经完成了《窃听大阴谋》《教父》《教父2》三部杰作，这些影片令他获奖无数，奥斯卡最佳影片与戛纳金棕榈奖都已握在手中。

可以说这个来自底特律意大利裔家庭的孩子，那时已是世界影坛最成功的电影导演之一。

从身无分文到获得认可，此时的科波拉正意气风发，大好心情下，科波拉在纳帕谷买下了一座避暑别墅，同时还有巨大的葡萄酒庄园，足足1400英亩，足以让科波拉的整个家族在这里尽享天伦之乐，然而科波拉毕竟是科波拉，过上这样的上流生活并不是他的终极追求。

《现代启示录》剧照

搞定了房产，科波拉决定投入到下部作品的拍摄中去，一部更大规模制作的战争电影，却又有着鲜明作者风格。

这部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影片根据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为蓝本改编。

早在1969年，曾经参加过越战的好莱坞编剧约翰·米利厄斯就希望有导演能把《黑暗之心》拍成电影，他最初希望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来执掌这部影片。

但是此前有人尝试过拍摄这部小说，均遭到了失败，乔治·卢卡斯自然不敢怠慢。

他的计划倒是很周密：打算将影片拍摄为黑色喜剧的风格（幸亏没有），在完成《500年后》就投入拍摄，预算200万美元，16mm胶片拍摄，仗还没打完，就地实地取景拍摄，让越战士兵现场跑龙套，完美。

如果卢卡斯去拍《现代启示录》，或许我们就看不到《星球大战》了

卢卡斯错就错在，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考虑了一个不可行的计划，他把一切想的都太过简单了。

此时越南战争还在进行中，糟糕的环境不能保证摄制组的安全。一再搁置中，他的兴趣也转向《美国风情画》和《星球大战》两个项目中。

倒是科波拉看准了这本小说电影化的潜在价值，决定拿下这部影片，开始与米利厄斯商量剧本怎么写。

小说原本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男主角马洛和库尔茨为一家比利时的贸易公司寻找当地的非洲工人，压榨他们的劳动力，但是很快马洛发现库尔茨疯了，以神的身份自居，在当地统治起一个部落。

《现代启示录》将故事的背景换到了越南战争。

《现代启示录》剧照

科波拉一开始对这个项目信心十足。的确，36岁对一个导演而言还是青春期，而这个“青春期”的导演已经手握其他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但很快，现实很快就将他从成功带来的欢愉和自信中拉了回来。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几乎没有人愿意为影片投资。

科波拉此前的作品《教父2》获得成功，借着这股士气他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拍摄计划，一边寻找合适的取景地，一边寻找投资。

依靠弗雷德·鲁斯的打点，科波拉决定在菲律宾取景，此时的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的后花园，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甚至与《现代启示录》的另一位制片人加里·弗雷德里克森共进晚餐，亲自支持影片在当地拍摄，并可以动用菲律宾的军火。

外景谈好了，投资呢？

科波拉最初从联艺公司那里拿到了750万美元的投资，科波拉通过自己的公司还额外筹集了800万美元，但还远远不够。

科波拉是一个真正热爱电影的人，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人给他30亿美元让他拍电影，那他可以再借3000亿拍摄一部伟大的作品。

这种疯狂的态度决定了他艺术生涯的至高点，也决定了他后十年的命运。他决定赌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为影片融资，这其中还包括刚刚买入的葡萄酒庄园。

科波拉

钱的问题终于解决，接下来就是选角。在科波拉最初的构想里，影片其实只有两个核心角色：威拉德和库尔茨。

一代硬汉史蒂夫·麦奎因是出演威拉德的第一人选，他却以不想离开美国17周为由拒绝了科波拉。

那阿尔·帕西诺呢？他可是靠科波拉的《教父》奠定了在好莱坞的事业，然而他以同样的理由，外加不想在丛林里长途跋涉，害怕生病为由拒绝。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也受到过邀请，但每个人连拒绝的理由都一样，科波拉出师未捷就受到打击。

在科波拉的回忆里，他对这些接连的拒绝感到沮丧，尤其是那些曾经和他合作过的演员，当初任劳任怨，走红之后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但是好莱坞就是如此，电影还得继续拍，科波拉打算邀请曾经试镜过《教父》的美国演员马丁·辛。

马丁·辛

然而马丁·辛此时没有档期，科波拉只好找来了斯科塞斯的御用演员，至今活跃在银幕上的哈威·凯特尔。

但这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对精益求精的科波拉而言就是一种折磨，影片正式拍摄没几天，他就无法忍受凯特尔在镜头前过分的表现。于是科波拉又临时飞回了纽约，还是请来了马丁·辛。

与此同时，科波拉也搞定了饰演库尔茨的人选，《教父》里令人印象深刻的马龙·白兰度。当时马龙·白兰度在好莱坞如日中天，为了请他拍摄影片中最后的那段戏份，科波拉足足付出了350万美元的天价片酬。

无论如何，影片的前期筹备工作准备就绪，终于可以去菲律宾拍摄了，然而对于科波拉而言，一场堵上前途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1976年3月，科波拉带着家人飞到了菲律宾马尼拉。

在出发之前科波拉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很快的拍完这部电影，然而到了这里他才意识到，自己就像当年的美国大兵一样，即将陷入东南亚的泥潭难以脱身。

影片原计划拍摄周期只有十几周，但科波拉到达当地后发现取景地离自己的需要相距甚远，不仅连剧组基本的住宿都无法保障，甚至连电都没有接通……

而最糟糕的是，影片剧本的结尾根本还没敲定，科波拉还一直小心保守着这个秘密，如果剧组其他人知道，肯定炸开了锅，不知会如何收场。

更糟糕的是天气环境，暴风雨的肆虐让整个剧组陷入困难的境地，尤其是5月的一场大雨几乎毁掉了剧组辛苦搭建起来的布景。

别说是拍戏，整个剧组工作人员的安全现状都成了问题。不得已，大部分剧组人员又回到了美国，影片拍摄被迫暂停。

到了6月，拍摄进展似乎有了一丝曙光，马龙·白兰度来到了马尼拉，科波拉也构思好了影片结尾的发展。

但是马龙·白兰度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角色，科波拉的精力又耗费在了与他讨论影片结尾，以及他过分肥胖的体型上。

无论怎样，影片的拍摄终于继续进行了下去，超支？肯定是超支的，到1976年年底科波拉看毛片时依然不满意，而此时的预算以及超了200万美元。

1977年，为了补拍一些镜头，科波拉带着剧组又回到了马尼拉的丛林中，但马丁·辛心脏病突发，据说他在地上挣扎的行进了400米才得到救助，险些要了他的命，还有其他疾病也在折磨这位演员的身体。

而科波拉此时却不敢向制片公司汇报这一情况，因为严重的超支已经令他在贝弗利山的制片人那里“臭名昭著”，如果再出岔子，投资人们完全有可能中断对影片的投资。

最终，马丁·辛的哥哥被临时抓来为他的角色配音。5月21日，苦难重重、预算严重超支的《现代启示录》终于杀青，拍摄的最终周期长达16个月。

但漫长的后期制作又让影片上映遥遥无期，音效的制作周期比原版计划的长了不止一倍，影片的档期也一推再推，科波拉对妻子说：“感觉只有20%可能拍好这部电影了。”

事实上回头来看，音效的运用恰好是《现代启示录》里最为复杂的一个部分之一，因为菲律宾的拍摄环境下，工作人员没有太好的环境录制环境音，很多影片里的音效是用虚拟音效填充的。

在70mm胶片版中，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杜比立体声，五个声道来铺满音墙，但当时的影院设备落后，大多数上映院线里的35mm版本里根本不支持这种当时最先进的音效。

转眼间已经是1979年了，《现代启示录》的制作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终于走入尾声。

1979年4月科波拉在联艺内部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试映，有900位业内人士、媒体人看到了一个还未完全制作完的版本。

但就像当初《2001太空漫游》首映一样，大部分观众无法欣赏这部超越时代的影片，尤其是开篇中提到的弗兰克·里奇的那句评价，让科波拉非常受伤。

在前不久的一次外媒采访中，他依然表示“好莱坞40年来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令他十分崩溃，难道就没有更糟糕更愚蠢的商业电影吗？

这时出现的一根救命稻草，叫做戛纳。

原来在那次内部试映中，《快报》的一位驻美国记者混进了放映厅，她慧眼识珠，看完影片之后将影片反馈给了戛纳的艺术总监雅各布。

但是那时候的戛纳有一条原则，此前拿过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只能进入非竞赛单元，为了这部心心念的《现代启示录》，雅各布要付出很多代价，首先便是废除这项规定。

联艺的人倒是很遵守规矩，他们希望将《现代启示录》在非竞赛展映单元上首映，但科波拉可不高兴，就在戛纳官方已经公布片单之后，他临时又反悔表示不去戛纳了，除非让《现代启示录》进入主竞赛单元。

这可急坏了雅各布，一通打过科波拉的电话之后，他就决定废除这条规则，按照最高礼遇迎来这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电影。

到了5月，科波拉带着他的家人、剧组、当然还有《现代启示录》来到了戛纳，雅各布又是安排私人飞机，又是向媒体发放关于调查问卷，还临时在影院里加上音响设备，以满足《现代启示录》多声道的要求。

可以说，满足了科波拉各种有理或无理的要求。

虽然是以几乎膜拜的态度“求”来了《现代启示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影片如此感冒，这其中就包括当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著名女作家弗朗索瓦斯·萨冈。

萨冈

在上次回顾《铁皮鼓》时，我曾经写到过这一幕。萨冈坚持要将金棕榈大奖颁发给名著改编的作品《铁皮鼓》，这可急坏了艺术总监雅各布，顶礼膜拜请来的影片，最后却连大奖都没有拿到？

在他的授意下，组委会开始有人为《现代启示录》摇旗呐喊，争取票数。

最终，在双方的不断扯皮下，《现代启示录》与《铁皮鼓》共同分享了金棕榈大奖，而在颁奖结果之后，科波拉对雅各布表示，自己只拿到了半座金棕榈。

但无论如何，金棕榈大奖的肯定挽救了《现代启示录》的命运，也挽救了科波拉的命运。很多人将科波拉的经济问题都归结在《现代启示录》上，这并不完全正确。

事实上影片的票房非常可观，美国国内的票房达到7800万美元，全球票房更是超过了1.5亿美元。80年代科波拉确实陷入了经济危机，但并非是这部影片造成的。

如今看来，《现代启示录》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内涵深度，都是战争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它并没有摆出一副十分高深的面孔，战争的荒诞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主题。

它的价值在于，带我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战争实景，体验了现代文明的脆弱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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