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那么年轻，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作者：单向街书店来源：单向街书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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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梁启超？

因为古往今来，人事相通。

就像今天的我们谈论 AI、算法、引力波，结伴逛街、看展，梁启超也会与同好讨论自然科学、物理化学、佛学思想，一起在北京南城轧马路，从湖广会馆散步到法源寺。青年人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好奇心，但面对恒变之世事，总是容易迷惘、焦虑、自我怀疑。

青年梁启超同样如此。19 世纪末的中国，正在面临着新世界的大潮来袭。梁启超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面对铁路、邮政、财政预算、国族概念、社会契约等等新事物新思维，梁启超同样困惑、摇摆、不确信。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信，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笔耕不辍，打破陈规，成为更加开放的人。

正如许知远在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写到，“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今人读梁启超，不单可以经由他深入历史细脉，亦能更好地理解当下，感受到个人与时代命运共振出的思想力量。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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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的敏锐与责任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广州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呱呱坠地。

同治中兴的短暂平顺、帝国边陲的水泽孤岛、半农半儒的家族传统，梁启超就在这样的时空坐标中出生。以干支论，这一年是癸酉，他属鸡；以公历纪年论，这一天是 1873 年 2 月 23 日，他是双鱼座。

在晚清日异月更的变局中，1873 年略显平凡。

华夏之内，载淳亲政、回变大平；寰宇之下，大清第一次亮相世界博览会，带队的是掌管清朝海关十余年的英国人赫德。世博会，最初名叫“万国工业博览会”，1851 年首次在伦敦举办。“万国”“工业”二词，充分说明了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时代浪潮。

对于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这段文字来自《三十自述》，写于 1902 年。与惯常中国文人“三十而立”的人生要求不同，梁启超的时间谱系和视野无比开阔而敏锐，将中国的兴衰与世界的变化熔于一炉。

他在太平天国中看到了“国民心理”对重要性，在曾国藩身上看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新民价值；也在普法战争中看到了“民权”于“现代国家”之意义，在意大利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梁启超注意了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称自己置身“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并带着极强的责任感，把个人命运编织进一幅更加开阔的时代画卷。

18 岁，初入世界与大开眼界

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 18 岁。

现在的 18 岁，意味着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关键词也许是高考、初恋或独自生活。梁启超的 18 岁关键词，是新婚、赶考、拜师。

此前，梁启超完全是一幅传统读书人的模样。他在家乡以“神童”之资闻名，10 岁即中童子试秀才；舞勺之年进入广州精英文化的中心学海堂读书，熟稔四书五经，颇善训诂词章，“专科生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然而，梁启超首次来到北京参加“高考”却遗憾落地。尽管他坚持“复读”，但之后连续两次皆未能考中。

北京顺天府贡院

1890 年对梁影响重大，与会试成绩无关。他在返乡途中经过上海，购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读后方知世界竟有五洲多国，大清不过其中之一。因为财力有限，梁启超无法购置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若干西书。不过他对新世界的渴求很快在一个人身上得到满足。

回乡不久，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这位狂生的出现无疑让梁启超大开眼界。康用新视角解释中国历史，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置于一个脉络中，提供闻所未闻的新图景。知识的快感让人沉醉，家国忧患又为年轻人带来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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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梁启超独立学者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日益明显。他曾于 1893 年到东莞开馆教学，把学问分为五类——经、史、子、理、西，并为因新知识和未来而感到彷徨的青年学子列了一份速成书单《读书分月课程》。或许是由于个人天赋，梁启超对重构知识地图信心十足，认为传统知识需学上一年半载，西学也“不出三年”，然后便可以成为一代通儒。

“四库之书，浩如烟海，从何处读起耶？”

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其次读《瀛寰志略》，“以审其形势”，随后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天文学著作《谈天》，一本地质学的《地学浅识》。

任何时代似乎都有应时“书单”，可以让焦虑、迷惘药到病除。

24 岁，声名鹊起与加班 996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梁启超 24 岁。

经历了公车上书、强学会，参与了《万国公报》《中外纪要》，此时的他总算是找到了立身之事——写文章。笔杆上的功夫自万木草堂时就已初显，据梁的同学回忆，每次应课，别人都埋头伏案写作，梁却总是悠然自得，直到夜深才动笔，从不打草稿，答毕直接交卷。

这项才华在梁启超 24 岁时大放异彩。他主笔《时务报》，成为一代舆论巨子，因影响巨大，连光绪皇帝也成了他的读者。

让梁启超声名鹊起的，是《变法通议》系列文章和《西学书目表》。

前者以浩浩汤汤的笔力和知识征服了读者，在《变法通议自序》的开篇，梁即以一连串天文、地理、生物学的例证表明，“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后者则是三年前速成书单的升级版，他打算将涌入中国的西学书籍进行一次分类，创造一张新的知识地图，教导他人如何阅读西书。

伴随成功而来的是“社畜”般的过劳，他要面对身体的疲敝、他人的期待和环境的压力。

《时务报》创办于上海，十日一刊。梁启超在报馆身兼数职，除去写作论说，还要润色译稿，整体编排，甚至充任校对。他曾回忆到，“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梁启超南下省亲时曾受到黄遵宪的来信问候，“卓如昨昔病势如何？头痛腰痛减否？小便通否？脚手发冷否？”可见其备受病痛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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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力还来源于同道的期待，譬如浸淫西学多年的严复。严复身在天津，常在《直报》上发文，是梁的忠实读者，更是监督者。迫于截稿压力，梁启超的很多思考潦草轻率，严复曾寄来二十一页的长信，对他提出批评。

最大的压力来自上海这座城市。这里不仅是知识、自由与希望的象征，也是焦虑的来源。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对商业、金钱的过分推崇让他不适，繁重的编务工作和各色的交际会面也使他无暇安心读书。上海拓展了梁启超的眼界，也给他带来了道德困扰和对中国文化流散的不安。

报馆林立的上海四马路

之后的故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梁启超 26 岁。这一年的故事，国人已耳熟能详。

二月，梁病愈后入京，正遇沙俄强占旅顺大连，众学子联合上书，请求拒俄变法；后保国会成立，众人再次上书，请废八股取士。

四月（6 月 11 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授梁启超六品卿衔，令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然维新不过百日即告失败，八月（9 月 21 日），慈禧太后训政，皇帝被幽。康有为先行避难，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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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青年变革者》所描绘的 1873 至 1898，梁启超既有如当代人一般压力、疲惫、焦虑交织的日常，又有身在过渡时代紧迫而仓促的学习、思考和行动。

朝气蓬勃的志向、敏锐的社会嗅觉，加上超强的学习能力，梁启超的个体生命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呼应，不只在青年时代。萧公权曾评价道，“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