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野生动物如何穿梭其中？

在人口超过2100万的北京，野生动物与人的距离并不遥远。

鸟类是在城市中最常相遇的动物。观鸟爱好者刘威刚有一年多的观鸟经验。爱上观鸟后，她每日出门，不再是低头插兜走路，而是更加留心天空中与树杈上飞翔、蹦跳的鸟类。麻雀、喜鹊和珠颈斑鸠在她居住的小区里最为常见，乌鸫和白头鹎这样的南方鸟类，这两年向北方扩散，也能发现不少。“麻雀有着白色的脸颊，上面还有一块黑痣一样的斑块，模样非常有趣。”就是这种最普通的伴人鸟类，刘威在仔细观察后，都别有一番收获。

有的动物随着城市的建设，逐渐消失不见。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高武一直从事自然教育工作。他还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学校不远的昆玉河两岸，盛产大蟾蜍，也就是俗称的癞蛤蟆，下雨时随处可见。“那时河岸上有菜地，蟾蜍有东西吃。河岸是土坡的形式，里面的土洞给了蟾蜍栖身之地。后来河岸硬化，再加上农田转为城市用地，这些蟾蜍也就不见了踪影。”

高武在工作之余从事的另一项活动是根据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进行“破案”——在北京的远郊区县，偶尔会有野生动物对生产和生活造成干扰，需要高武协助林业部门，确定“元凶”。野猪和狗獾不时会去农田里糟蹋庄稼。相比野猪一拱就倒一片的杀伤力，狗獾的偷食更为隐蔽。花生和白薯这种根茎类农作物，上面看上去还是茂盛一片，地底下的美味已经被狗獾提前享用。如果家畜受到了伤害，“凶手”可能是豹猫、黄鼠狼或者狗，豹子和狼倒是可以排除，因为已经在北京绝迹。这些都需要高武看爪痕、伤口来判断。

黄鼠狼（张瑜 供图）

这种人和野生动物的对峙同样发生在城市中心区。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保险公司曾经找过高武，反映放在办公桌上的饼干、香肠等零食经常不翼而飞。高武勘察了现场，发现前来偷食的动物利用的是贯穿楼层的管道。管道边有缝隙，高武就在旁边放上一张纸，纸上铺有一层薄薄的面粉。根据上面留下的一串小脚印，高武认定那是黄鼠狼的杰作。黄鼠狼、蛇、狐狸和刺猬是老北京文化里的“四大仙儿”，和它们相伴的聊斋式民间故事不少，说明在过去的北京城，它们都曾是常见的动物。如今除了狐狸，另外三种，也都隐秘地存在着。

夜幕降临，人们的室外活动走入低潮，这时恰恰是夜行动物的活跃期。《博物》杂志的插画师张瑜是一位城市物种的研究者，刺猬就是他长期观察和描绘的对象。作为一种夜行动物，刺猬似乎是要和人类错峰出行。张瑜观察到，在自家小区里，刺猬的活动时间通常在夜里十一二点，要等各家各户的汽车归位。

而在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七八点钟慢跑的人们则极有可能在路边遇到一只缓行着的刺猬。刺猬行进时，刺和植物摩擦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可以借此寻找它们的踪迹。张瑜会将手电光束调到最弱，接着用几乎是屏气凝神一动不动的姿态，保持几十分钟，好像一棵植物。与一般印象不同，刺猬的刺其实平时都是趴在身上，遇到危险时才会从头部开始根根直立，最紧张时则会蜷成一个带刺的圆球。刺猬用刺扎满野果的童话画面也压根不存在，它喜欢吃落在地上那些腐坏变馊的野果。除非赶在落果季节，有一枚小小的果子刚好砸落在它的身上。

刺猬（张瑜 供图）

城市之中，一些精心打理的园林被博物爱好者认为是“假景观”，只符合人类审美而存在，并不利于生态系统的形成，比如那些组合式花坛，以及犹如广播体操般成行种植的小草或者树苗。相反，倒是那些疏于打理的地带一不小心便成为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由于各种原因闲置下来的荒地会成为野生动物的理想居所。观鸟爱好者大好会用谷歌地图来寻找这种城中荒地的存在。从地图上看，只要这个地方长有粗壮的树木，又离水源很近，就会迅速形成一个多种生物栖息的世界。废弃的国有企业厂房、无力进行下一步开发的地块，都曾是大好的观鸟胜地。

黄昏时分，他带我来到位于北京亦庄城乡接合部的一片荒地，这里由三四片村落组成，地上建筑都已经被清理，依稀能看出生活区和农田的界限。这片土地上，既有高大的白杨树，也有低矮的松树、柳树和桑树形成的小树林，适宜不同的鸟类。自从2014年发现这块荒地，大好在这里一共观测记录到200多种鸟类，接近北京鸟类种数的一半，还有蒙古兔、麝鼠之类的小型哺乳动物。

我们走在荒地里，相继看到了几只跳跃的金翅雀，一只飞翔的戴胜，还有一只非常少见的黄眉鹀，让大好惊喜万分。“现在的鸟类比原来少多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红隼繁殖的季节，以前在白杨树上的喜鹊窝里都能看见它在占窝繁殖。”鸟类受到惊扰的原因就在不远处——城铁线路正在扩张，隆隆的机器声不时地传到耳边。

“北京是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城市，这种多样性是由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的。如果以天安门为圆心、100公里为半径，就会发现山脉、河流、海洋和沙漠都包括其中了。另外，东亚到澳大利亚的候鸟迁徙路线也正好经过北京。”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研究员史洋告诉我。

野生动物同样也是城市里的居民，然而我们的城市设计却几乎没有考虑过如何方便它们的生存。当现代人厌倦城市生活，想要去远方拥抱自然，却忽略了那些近在咫尺的生物。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座对野生动物友好型的生态城市，让自然就融入日常生活。在城市里，应当如何与野生动物相处？

野生动物改变习性、享受城市生活的例子有不少：空心的大树会在城市里立刻被清除，有的啄木鸟便会用嘴啄开建筑的外墙保温层寻找栖身之所；冬天在北京的某些区域，会看到路边的白杨树上站满了小嘴乌鸦，那是它们专门进城，体会“热岛效应”带来的温暖；流浪猫多的小区，好像刺猬也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会和流浪猫一起，分食爱心人士投喂的猫粮。这些例子和研究仿佛都暗示了一点，城市再错综复杂，居于其中的动物都有办法调整和适应它。

松鼠（张瑜 供图）

然而，只要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上半天，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提醒，动物与城市之间，每日都在上演着冲突。

早上9点，是救护中心对动物们的例行诊疗时间。救护热线24小时工作。白天如果有市民拨通电话，中心会派车去接回动物；晚上接到电话，只能早晨上班后再把它们带回来。刚到的一只红隼被诊断为轻微肺炎，兽医为它注射了一针消炎药。另外一只名叫大麻鳽的鹭类水鸟是从“病房”里接出来换药的——两天之前，它的脚踩进了捕兽夹里，两只爪子被完全夹断了。

兽医给它做了截肢手术，再缠上厚厚的纱布。看着纱布一点点地被剥开，已经开始结痂的伤口暴露在眼前，站在一旁的史洋心疼得几乎掉下眼泪。这意味着它再也不能飞行，余下的时间只能卧在救护中心的笼舍里。史洋告诉我，这样的人为外伤，即使在城市中心的公园里也会发生。“用弹弓、气枪打鸟，或者下套和夹子。说不清那些人究竟想要做什么，有的纯粹是自娱自乐。”

每天早上，救护中心的兽医要对送过来的野生动物做例行检查（王旭华 摄）

从2016年到2018年，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一共救护野生动物137种，共1632只。这其中，鸟类的数量要多于哺乳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的动物。如果再算上北京市猛禽救助中心平均每年200只到300只的猛禽救助量，鸟类的数字还要更大。

史洋向我介绍，不同季节，救护中心会有不同的受伤鸟类：春天和秋天，主要是飞过北京上空的迁徙候鸟。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救护中心就频繁接到一种叫作丘鹬的涉禽。它们在飞往东北繁殖的过程中，要经过北京城市的核心区，极易被高楼大厦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来的蓝天白云的影像所迷惑，一头撞在上面，发生“鸟撞”。

如果只是撞晕的话，让鸟自行休息恢复一段时间即可；但迁徙鸟类的飞行速度一般都很快，通常送过来的鸟被撞得眼歪嘴斜，内脏大面积出血，兽医也束手无策。《北京地区常见野鸟图鉴》的副主编王瑞卿给我发来了更多“鸟撞”现场的惨烈照片，它们多是清晨早起拍摄下来的。在城市之中，其实很少见到那些当场毙命的鸟类，它们会被清洁工迅速清理，或者被天敌叼走。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鸟笼里的黑鹳，休养恢复后将会放归（王旭华 摄）

进入5月份，救护中心就会收到一些刚孵出来的幼鸟。它们有的是源于自然淘汰——一窝当中，身体较弱的那只容易被其他鸟挤落在地。有的则是由于搭窝位置不对，市民希望救护中心帮助把鸟窝清走。像珠颈斑鸠、喜鹊和红隼都很喜欢在空调外机和墙壁之间的空间来筑巢繁殖，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人们又因为天气炎热及早开了空调，还有可能出现把整窝幼鸟烤死的悲剧。

有的时候，对鸟造成伤害的未必直接是人类，而是人类的宠物猫，以及数量可观的流浪猫。对于鸟类、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来说，猫都是位凶猛的猎手，没有任何飞翔能力的小鸟更不在话下。来自美国的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是，流浪猫和被允许出门的家猫平均每天会杀死360万只鸟，每年至少13亿只。研究表明，在栖息地丧失和气候变化给美国鸟类造成威胁时，户外的猫杀死鸟类比其他威胁都要严重。

很多猛禽会在冬天时飞来北京越冬，它们也就成了冬季时主要的救助对象。作为一种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下游食物链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存。被送来的猛禽最常见的症状是饥饿导致的抵抗力下降，也可能因此感染其他疾病。很难说这种食物的缺乏不是城市生活所导致的——到处投放的鼠药就让老鼠难寻影踪。

一位兽医还为我展现了一张死去猛禽的解剖照片：它身体里的四个气囊中有三个都呈现黑色，像是铅块一样坠在上面。这位兽医怀疑城市雾霾也在夺去一部分鸟类的生命。“鸟的气囊没有过滤空气的功能。大量的霉菌孢子附着在空气污染物的颗粒上，被吸入鸟的体内后，就在气囊上形成病变。在季节更迭时，鸟类会感到呼吸困难。情况只能越来越差，最后呼吸衰竭而亡。这样的病例每年都在增加。”

一个表面上的矛盾是，人类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比如周遭洁净舒适、绿地景观赏心悦目，是和野生动物所需要的杂乱、隐蔽不能兼得的。然而，真的如此吗？

就拿在城市里所进行的大规模灭鼠来说，“猫盟”的陈月龙曾经仔细查询过各处投放的毒饵的有效成分，发现其中的溴敌隆会引起二次中毒，也就是导致老鼠死亡外，以老鼠为食物的黄鼠狼、刺猬和猛禽都不能幸免。

“老鼠在城市里有着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并形成了稳定的种群，毒杀只能让老鼠数量暂时减少，短短几个月就可以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杀死老鼠时，也消灭了城市的其他物种，并且对它们的杀伤力更加巨大。再有，城市公园里出没的老鼠，像姬鼠，是以植物和昆虫为食物的，不会往人类聚居处跑。这样的老鼠是否也要无差别地一起消灭？虽然人不需要老鼠，但是生态系统里需要老鼠的存在。”

对此高武也有相似的观点：“郊区有不少老鼠啊，黑线姬鼠、黑线仓鼠、大仓鼠、小家鼠等等，也没见闹过鼠灾。城市里关键是人类的食物丰沛。如果人类能管好食物，加固仓库，不给老鼠以可乘之机，不需要这样力度地投放鼠药，老鼠数量也能得到抑制。”

曾几何时，我们能聆听到夏天鸣蝉的合唱，秋日蟋蟀的低吟，但它们好像从生活中的背景音里都消失了。一位北京市园林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和过度喷药、修剪清理“杂草”和腐殖土层，以及对外来植物的偏好都有关系。昆虫受到影响的结果，就是以它们为食的鸟类种类和数量发生波动。从今年开始，北京园林系统尝试做出的一个改变是，要在每个城市公园内安放一处“本杰士堆”，面积更大的郊野森林公园则每千亩建设一个。

天坛公园里正在休息的长耳鸮（王瑞卿 供图）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承担了本杰士堆的教学和推广。在救护中心的后院，我看到了这种人造灌木丛，它的发明者是德国从事动物园园林管理的本杰士兄弟。工作人员肖欣向我介绍，要在4米乘6米的范围里，先在地下挖凹槽，再铺上石头和层叠的枯枝落叶，并用掺有本土植物的土壤进行填充。别看它在冬天是枯木堆的样子，春夏则会爬满葎草那样的攀援植物，并闪烁着蒲公英、二月兰的小花。在这样一个本杰士堆里，可以生长出昆虫，为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也可以引来鸟类觅食，最终能提高局部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少数城市公园正在实验运用不同的绿化理念。2017年对市民开放的广阳谷森林公园就是西城区园林绿化局推动建成的一处。虽然叫作森林公园，它其实就位于北京二环路以里的菜市口一带，占用的是一块老城改造后闲置多年的荒地。它距离宣武科技馆很近，也是岳颖鼓励学生来做自然观察的地方。北京的本土植物在这里占到八成以上，原来胡同格局中粗壮的槐树、高大的白杨依旧保持原位，还有从别的旧城改造区移植过来的古树。

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让这里的植被看上去层次多样，还有倒伏在地的树根掩映在草丛里，成为一些小动物的栖息地。岳颖的一位学生花了一个暑假在这里做记录，一共看见了20种昆虫、7种鸟类，的确比一个普通街心公园要丰富。它让人们得以从闹市一下穿越到了虫鸣鸟叫的自然当中。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也在用微小的行动为城市生态做调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连续两年在北京市的植物园和八达岭森林公园做蝴蝶的种类和数量的监测。最近温榆河一带要做城市绿地的建设，“山水”作为被咨询方希望对方保留地黄和巴天酸模两种植物，防止这两种常见的蝴蝶寄主植物被大规模清除。“很多本土‘野草’其实都与当地食物网有相当深的牵绊，而多数园艺植物则可能就是孤零零的植物而已。”

另一家公益机构“根与芽”则在北京雨燕外，关注了家燕和金腰燕的生存状况。老北京人对它们感情更深，因为相比北京雨燕喜欢在高大古建筑上栖身的习惯，它们过去就在胡同里平房的屋檐下筑巢。正房不关门的话，它们还会直接飞进来做窝，伴随着人们走进走出，它们也飞出飞进。儿歌《小燕子》唱的就是这群燕子。“根与芽”把“你好，燕子”的项目放在了北京什刹海一带。那里今天依然胡同纵横，看似还能适合燕子筑巢，其实会有细微的变化。

志愿者在颐和园的廓如亭做北京雨燕的环志工作（宋文 摄）

项目负责人李一知带我走进最为商业化的烟袋斜街，身边游人如织，店家播放的音乐吵闹。“你没想到吧，这竟然是燕巢最密集的一条街。那些店铺的招牌、射灯、音箱，都为燕子衔泥筑巢提供了依托。”李一知说。

可是这样的街道不比以前，店家更换的速度频繁，每次易主都要重新装修，燕巢也就被毁掉了。“其实店主未必是不喜欢燕巢，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有燕子的存在。还有的人很厌烦落下的鸟屎，我们就让他们在下面加块纸板，都是可以解决的。”一家斜街中段售卖明信片的小店，在得知家燕看中了自家音响筑巢后，店员们都欣喜不已，还特意刻了一枚燕子的印章，鼓励游客进店免费盖戳纪念。

家燕在人工巢托上顺利筑巢繁殖（电池 供图）

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两只燕子就在头顶，那是属于它们的温暖的家庭世界：一只雄性家燕站在电线上，注视着巢里的雌性家燕专心致志地孵化小燕子。很快，一窝雏燕就要出生了。

（感谢张恩权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3期，有删节。）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诗意中国】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