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上百家，折损三成，台湾地区银行业的至暗15年

“台湾银行业要有前途，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

1998年台湾地区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后，一家新成立的民营银行行长说道，“一群后悔开银行，愿意放弃经营权的银行股东们”。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个数最高曾经达到53家、基层金融机构最高曾达464家，而后经历过多轮的挤兑倒闭、合并浪潮后，截至2019年初合计只剩下372家（本土银行37家、信合社23家、农会信用部283家，渔会信用部28家、邮储1家），十几年间台湾地区消失了上百家银行。

图一：1995到2010年台湾地区各类型银行机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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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之前的台湾地区的金融业被视为经济的制高点而被当局牢牢把控，禁止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之间没有激烈的竞争，银行业重视抵押贷款业务，被视为“高级当铺”，极少经营纯信用贷款产品，而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规模和逾期规模因而也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整个银行体系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特征，银行业的ROE曾长期高达20%上下。

但是1992年之后，台湾监管当局放开银行业牌照申请，共计16家民营资本先后出资设立银行，也使当年台湾银行业的整体ROE骤降至10%。往后台湾银行业整体ROE每年递减，2002年甚至成为负值，降至负8%，从1992年到2007年台湾银行业经历了至暗的15年经营周期。

图二：台湾地区银行业1995-2010年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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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银行业至暗15年

9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开局不利。1990年台湾股市暴跌酿成股灾，房地产市场高位盘整、行情低迷；1994年到1999年出现大量金融机构被挤兑和倒闭的事件；1998年爆发由企业危机导致的本土性金融危机；2006年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又爆发“卡债危机”，拖累当年银行业历史以来第二次出现全行业性亏损。台湾银行业至暗15年里，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企业、金融危机，与接连不断的动荡和触底。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当局多次指责台湾操纵汇率，逼迫台湾当局让新台币升值，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新台币的升值预期使得海外热钱大量涌入岛内，加之台湾地区多年经济发展储备的高额储蓄也因为银行存款利率的走低而不断从银行体系内外流，当时的台湾投资渠道匮乏，流动性最终涌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台湾90年代初完整经历了资产泡沫从诞生到顶峰、最后破灭的全过程。股市的台湾加权指数从1985年的600多点暴涨到1990年初期的12682点，5年间涨幅整整20倍。随后一路崩盘，一直跌到2485点，跌剩高点的1/5。另一方面，台湾房价指数在80年代暴涨将近10倍后，90年代进入了有价无市的阴跌状态。

图三：1985-2005年台湾加权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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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978-2004年台湾房价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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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从1994年之后5年内陆续爆发83起金融挤兑事件，既包括主流的民营商业银行，也包括基层金融机构，如信合社、农会信用部等。最大的挤兑事件涉及彰化四信和台中企银，前者是因为行长叶传水非法把资金投入股市，后者是因为董事长曾正仁直接用银行资金投入股市并给广三集团股价托底。1998年年中，穆迪一次性宣布降低台湾十家银行的信用等级，分别为第一商银、彰化商银、华南商银、中信商银行、华信商银、玉山商银、世华商银、台湾银行、中国国际商银和台湾交通银行，穆迪更在其披露的报告中预言台湾银行业的压力会与日俱增，会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

图五：1995-1999年台湾加权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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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金融机构外，台湾地区的实业在90年代也极其困难，并于1998年爆发了本土性的企业集团连环违约事件。在1998年这一年内，台湾地区先后有将近20家大中型民营企业集团出现财务危机和恶性贷款违约事件，这其中包括东隆五金集团、新巨群集团、国杨集团、国产车集团、东帝士集团、台凤集团、华荣集团、安锋集团、广三集团、长亿集团、华隆集团、鸿禧集团和力霸集团等。这些企业集团普遍是从事传统制造业，财务杠杆比率过高，碰上经济不景气、股市惨跌，另外公司治理欠缺，众多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涉嫌财务造假、掏空上市公司。这其中，东隆五金范芳魁掏空公司88亿元，新巨群吴祚钦、国产车张朝翔掏空公司金额高达百亿，其中最恶劣的是东帝士集团恶性债务违约，公司被掏空，集团债务规模高达700亿元。

受累于1998年的企业违约风潮，台湾地区当年GDP仅实现增长5%，远低于年初预期的6.2%，创下历年新低；累计工业生产增加值仅4%，远低于去年的7.86%；对外贸易更是出现了同比89%的大衰退。1998年这轮企业违约潮影响最大最深的还是银行业，这轮违约潮后留下将近5千亿新台币的巨额银行业坏账，台湾地区的银行业靠着之后成立的金融重建基金及减免金融业5%营业税，用了10多年的休养生息才缓过来。

图六：台湾银行业1995-2010年逾期贷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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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90年代初期的股灾，90年代中期的金融机构挤兑风波、1998年的企业坏账危机之外，台湾地区还在2006年爆发了“卡债危机”，信用卡逾期率从2005年底的2.44%增长到2006年中旬的3.38%，其中现金卡逾期率从1.84%增长到8.46%。2006年全年，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因为卡债危机导致税前亏损74亿元新台币，银行业自2001年大幅核销企业对公类坏账导致全行业巨额亏损后，再次因为零售贷款不良的核销导致全行业第二次出现亏损。

图七：台湾银行业2004-2006年信用卡及现金卡逾期贷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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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压抑”过快解绑，

金融供给猛增恶化行业竞争环境

9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金融监管追求金融稳定，通过控股金融机构的方式，搭配“央行”的制度性高位，依托监管当局严格控制金融牌照的准入、并对利率进行非市场化的价格管制，来完成对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安排。

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深入，先后完成了利率自由化、开放民营银行设立、允许信托投资公司改制为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被准许扩大甚至改制为商业银行、对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管制也逐步放松，并逐步进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这期间合计27家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兴银行陆续进入市场，改变了台湾银行业以公营银行为主的供给结构，使得信贷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银行业放贷的净息差被不断压缩。

图八：台湾银行业1992年-2013年存贷款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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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金融机构在当时需要面对着台湾经济结构转型、传统制造业生存困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增速逐年下降的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兴金融机构为抢夺市场来谋求生存，被迫下沉信用资质、放松贷款条件去寻找客户。

图九：台湾银行业贷款规模和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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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金融机构（信合社、农会信用部、渔会信用部）也因此被挤压了生存空间，又进一步放松贷款的条件，到2001年末，农会、渔会存款占台湾银行业机构的6.3%，贷款占4.7%，但坏账占比却高达9.7%。

银行业内竞争压力的层层下推，导致不管是原先的公营银行，还是新兴的民营银行，以及基层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和规模都逐年增长。

表一：1995-2001年台湾银行业不良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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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管欠缺

90年代台湾金融自由化改革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统一的有效力的金融监管改革却没有同步跟进，导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欠缺、内部关联交易频发，风控合规失效。以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制度为例，一直到2000年修订“银行法”才规定“银行应建立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此外，金融监管权力层面却一直没能够实现统一，金融检察权和行政处分权分离，监管权责散步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中央存保公司”。90年代的台湾，政企不分，1998年出事的众多集团、财团，如力霸集团王又曾、安峰集团朱安雄、宏国集团谢隆盛、宏福集团陈政忠、中兴银行王玉霸、台中商银刘松藩、万泰银行许胜发等不是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央民代，就是地方议会的首长，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规则以及强势的外部金融监管部门监督，这些通吃政商两届的人士根本无法管理。

基层金融机构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链条

导致内部道德危机

台湾基层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信合社及农会渔会信用部，其中信合社属于“财政部”管辖，农会信用部属于“财政部”、“内政部”与“农委会”多头管理。农会长期以来是国民党派系的大本营，是其进行辅选的重要基地，因而农会信用部的经营活动会受到政治势力的深度干预。

信合社在80年中后台逐步被地方性质的民营资本所掌握，其公司治理架构一般较为薄弱，最后沦为当地民营资本的提款机，比如台中九信的赖家、台中七信的张家、南投信用的陈家、东港信合社的郭家、员林信用的谢家。

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2001年上台之后，为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在通过“金融重建基金条例”后迅速并重点整治了农会、渔会信用部。

经济不景气是核心原因

消失上百家银行，台湾地区银行业至暗15年及合并大潮的原因是多样化的，但这15年间台湾经济转型、整体环境不景气才是最核心原因。90年代后，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出现短暂的收缩，这极大恶化了依赖于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台湾的外部经济环境。90年代，台湾地区虽然贸易顺差和FDI仍旧增长，但由于政治风险叠加经济风险，资金外流加速，“央行”外汇资产开始明显减少。

图十：1975年到2005年的台湾外汇储备及M2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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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台湾地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也面临转型，传统制造业受累于本土劳动力成本高企、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和市场环境，大批量开始西迁大陆，本土的高科技电子业也才刚开始初露光彩。

图十一：1989-2018年中国台湾与大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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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1999-2009年台湾电子业上市公司数和市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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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1980-2018年台湾地区的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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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谋求自救与合并大潮

金融监管当局接管爆雷银行并注入流动性应对挤兑

台湾地区90年代金融业和企业危机是多种原因杂糅而成，不同类型的危机频出，金融监管当局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案例中也不断探索和完善解决方案。

台湾地区银行业83起挤兑事件各有不同，有不良率过高、违法贷款被掏空、派系和人事斗争，也有因为谣言导致的挤兑，而其中彰化四信案的监管处理尤为典型，因为金融监管当局处理的失当，未能防止挤兑事件及时被遏制也给了当局一次极大的教训。

1995年7月29日台湾“联合报”一则关于彰化四信异常财务问题的报道引发该行被挤兑，由于当时台湾银行业周六只上半天班，挤兑风暴所幸没有扩大。周日是休息日，台湾监管当局被彰化四信多次荣获优良信合社的固有印象迷惑，以为事情并不大，却不想次日彰化四信被爆出行长挪用行内资金、掏空银行，当天就引爆彰化四信无法收拾的挤兑狂潮。

这个时候监管当局才被迫出面，紧急召集相关部门连夜沟通，并于当夜12点做出“停业清理三个月”，彰化四信由合作金库等组成的清理小组共同接管。

该决策事后被反思为愚蠢的政策，人为的冻结彰化四信的流动性和运营，反而加剧了民众和企业更深的恐慌。第二天彰化四信的各个经营网点就被大量的人群挤爆，再次出现无法收拾的挤兑潮。另，因为该行在外流通的票据无法兑现，彰化四信的挤兑潮最终蔓延到影响当地企业和金融同业机构，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

随着事态蔓延，台湾地区的“行政院”召集“财政部部长”和“央行总裁”商讨紧急措施，并随后宣布彰化四信由合作金库接管并恢复营业，同时合作金控向“央行”紧急融通280亿防止扩大化的挤兑出现，至此该挤兑事件才逐步平息下去。

这次危机事件的处理有很多教训和经验，在之后爆发的国票弊案和其他金融挤兑事件中，台湾监管当局吸取经验，表现出了足够的监管能力，没有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表二：台湾90年代监管当局处理的金融机构情况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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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当局金融政策、法规频出，

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涉及对金融政策、监管和配套制度的调整。经过90年代各种金融危机的洗礼，在1996年，处理完彰化四信挤兑案后，台湾当局设立了“金融检查制度专案小组”，该小组首次提出了统一化金融监管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想。该设想经过台湾蓝绿两党多年的斗争和博弈之后，终于在2004年7月成真，成立台湾地区的“金管会”，负责统一的金融监管。

图十四：台湾地区“金管会”组织架构图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金管会”

为扭转银行业恶意竞争的现状，再造行业良性的竞争环境，提高银行业的绩效，助力银行业清理逾期贷款。台湾监管当局于2000年底推动“金融机构合并法”的出台。该法案中，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并提供了法律依据，并给予了税收和非税收层面的支持，同时提供了设立资产管理公司（AMC）机制的法律依据。

表三：90年代台湾银行业合并潮的部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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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银行业消化大量不良资产，在金融机构合并法出台后，金融监管当局就推动成立了多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台湾银行业成员配合监管先后成立台湾金融资产服务公司、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等公司。

除2000年底通过“金融机构合并法”外，台湾金融业内和监管当局还在2001年年中推动所谓“金融四法”（另有保险法修订、票券金融公司法修订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详述）来重塑金融行业的竞争规则和环境。

一、“金融控股公司法”，旨在鼓励金融机构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其下设子公司分别经营银行、证券、信托、保险、投信等事业，以有效扩充和整合多元化金融业务，并给予金融控股公司免除证交税、所得税、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优惠。  

二、“金融重建三法”。除扶持大中型金融之外，整顿基层金融也是当年金融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台湾基层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信社、渔信社和中小企业银行，虽然在整体金融市场中市占率较低，但是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相当重要。因此台湾“立法院”在6月份通过“加值型与非加值型营业税法修正案”、“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以上目标是建立一套不良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有助于增强台湾银行业的体质。

此次“营业税法修正案”中，明定自1991年到1994年底，金融业的营业税率仍将维持在2%，此四年间金融营业税款共计约1,200亿元作为整顿基层金融机构的基金来源之一。

“存款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计划将未来十年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所增加的约200亿元保费收入作为金融重建基金另一重要财源。

“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则将过去最高保额内赔付的原则，以及成本小于现金赔付的损失限制加以排除，使得金融重建基金的机制得以在一定期间内，全额保障存保人权益，此对金融重建基金运行时，维持金融稳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金融重建三法”通过后不久，台湾的“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员”即首次开会展现推动金融改革的决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财政部”、“中央银行”、“中央存保公司”及四大公营行库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同步进驻辅导台湾36家净值呈负数的问题基层金融机构并换牌经营，所有存款人的利益毫无损害。

银行业谋求业务转型和行业竞争格局再造

台湾银行业内从多元化业务结构、发展国际业务、谋求金控平台等三个方面来积极谋求业务转型，实现行业内竞争结构的再造，旨在找寻出路。

第一个方面，台湾银行业探索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先后重点发展消费性贷款（信用卡和现金卡）、财富管理业务、房贷和中小企业贷款等。

图十五：1997-2018年台湾个人、企业和台湾地区政府贷款规模和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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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增长乏力，随着经济结构转变，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迁往大陆和东南亚，留在本地的企业筹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向银行进行债权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在上述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下，台湾地区银行业的企业金融业务增长空间萎缩，利润贡献有限，银行业开始把业务重点投向零售业务板块，重点发展信用卡和现金卡，虽然也经历了2006年的危机，但该块业务在之后还是稳定回升。以台湾地区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为例，在90年代后就摸索出了投放大量ATM，覆盖全岛的7-11和全家便利店，并配合大量发行信用卡的零售金融发展模式。

图十六：台湾信用卡业务关键指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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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后的台湾地区银行业再不复黄金时代，利差从1990年的3.2%下降至2009年的1.3%。低利差环境使得银行更重视非利息收入，财富管理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增长，银行业整体手续费收入对营业收入占比从2001的10%提高到2007年的21%。

图十七：台湾银行业手续费收入占总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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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银行业纷纷向岛外发展，其中主要的方向是大陆、东南亚。在马英九任期内，台湾金融监管部门“金管会”更是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要打“亚洲杯”。

图十八：台湾1995年-2018年货币型机构海外资产占比趋势

以两岸金融为例，截至目前，一共有5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子行，分别为台北富邦银行、永丰银行、玉山银行、国泰世华银行和彰化银行。另有9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35家分行，分别为第一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银行、华南银行、中国信托银行、兆丰银行、台湾银行、台湾企银、上海银行（子行和分行的区别在于：分行在大陆是非法人机构，资金和业务可以获得总行支持，但分行只能吸收单笔人民币100万以上的定期零售存款，且不能从事银行卡等零售业务；子行是独立法人资格，属于大陆银保监直接管辖，可以开展零售业务，但是对资本金要求较高）。另外，台湾最大的金控集团还控股了海峡两岸共同出资组建的富邦华一银行，并是厦门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经营规模上，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末，根据台湾“金管会”口径统计台资银行对大陆授信、投资及拆借总额度约3860.85亿元人民币。风险敞口上，根据台湾“央行”口径，台资银行对大陆最终风险净额为4607.79亿元人民币。

图十九：台资银行对大陆授信、投资及拆借总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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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台湾地区银行业谋求金控平台，实现金融全牌照，通过金控集团内所有子单元的协同效应来提高盈利能力。台湾地区于2001年制定并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至今台湾地区已经成立16家金控集团，而从经营成绩来看，2010年2018年，台湾地区金控集团的平均总资产规模增速平均约8.5%，高于单一业态的金融机构。

图二十： 台湾主要金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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