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多医院的设计，没人性到不可思议。”

毛晨钰／文

沈佳音／编辑

“中国很多医院的设计蛮没人性的，没人性到不可思议。”

2月14日晚上九点，当本刊记者拨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老师何志森的电话时，他刚完成了一个拍摄，记录的是自己观察医院的一天。

白色医院寸草不生，却遍地都是野生智慧。这种“智慧”，见光便能疯长。

何志森曾在澳洲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在中国医院发现了澳洲医院绝不会有的角落——病人及家属晾晒、偷看护士、做菜、游戏和锻炼的空间。坏掉的厕所、锁住的楼梯间、防火楼梯和各种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都是他们暗中活动的场所。“当人想要生存的时候，这种生活的智慧就出来了。”何志森说。

被观察的不止医院，何志森也成了“被观察对象”。他的身后牢牢跟着一台摄像机。

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习惯镜头。可这已成为他近一年来的常态。

去年3月19日，何志森在“一席”上进行了一场时长36分47秒的演讲，讲述了自己看到外卖小哥用一根竹竿突破城市围墙的经过；也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弄堂里长达1个月的观察，在这里他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80%的人晨起打招呼时手里都拎着尿壶；也聊了自己在跑步路上卸下垃圾桶盖子，充当座椅的经历……

他将其称为“mapping”。Mapping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观察者通过追踪城市里“小”且经常被忽略的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一只动物、一个事件、一个空间或者一个物体，发掘目标对象和城市在不同尺度的关系，并创造出以这个目标对象为视角看到的一个新的城市地图。

何志森跟踪外卖小哥一周后绘制的小哥眼中的城市地图

演讲时，为了让“不习惯镜头”的何志森更自在，舞台上甚至专门准备了一块地毯，是粉红色的，那是何志森最喜欢的颜色。

不足40分钟的视频，影响延续至今。

何志森在演讲

何志森“红”了。节目播出后，他的手机一天里塞爆了100多个未接来电，“那些陌生人的来电，一个都不敢接”。

2013年，何志森受华南理工大学邀请在中国开展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坊，把mapping这种在国外普遍应用但国内仍不被关注的建筑训练方法带回来。

从那时起，他带着学生们观察过城中村、小摊贩、湿地公园的蜗牛甚至一双拖鞋、某种气味。

采访当天，他观察的医院其实也算一个很好的mapping场所。何志森解释：“很多时候做工作坊，最后就是在探索人性真实的样子。在医院，不用太多观察，所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人性。”

去年10月份开始，何志森有段时候每周末都会从广州去香港。

在香港，他“跟踪”巡逻警察和老人。

九龙的油麻地到康乐街，在地图上两点之间存在一条不怎么需要拐弯的直线道路。然而，行动不便的老人却偏要七拐八拐。

油麻地街道

何志森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要走比直线距离长一倍的弯路？他跟在老人身后，看他们如何从油麻地住所走到想去的社区花园或是菜市常何志森发现，老人行走的沿途街边有很多被锁的小板凳。那相当于他们的休息站。

老人很难一口气走完正常人只需15分钟的最短路线。他们时常每走5分钟就需要坐下休息一下，所以沿途小板凳就成了必要站点。尽管路程被拉长到四五十分钟，弯路反倒成坦途。有些小板凳是老人特意放的，有些则原本就在那里。他们眼中有一张“板凳地图”，这和旁人眼中的油麻地地图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从A点到B点，走直线最快最安全。然而，‘不那么安全’的弯路可能会让人看到更有趣的风景吧。”何志森说道。

采访中，“安全感”是个高频词汇。追求安全感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设计和规划中。何志森在教学过程中，觉得这种“安全感”愈发明显。

曾在何志森指导下进行mapping工作坊项目的学生Eric告诉本刊记者，“每一个第一次参加工作坊的学生可能一开始都会很懵的”。学生彭祎芃总结了何志森课程的特点，“随便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学生反而会因此没有方向，不知道选什么。当然，你走投无路时他也会多给一些引导。Jason好玩的就是他愿意让你去慢慢探索”。Jason是何志森的英文名。

“我觉得中国学生很多时候可能都没安全感”，何志森说，随即他补充，“好像所有中国人都没有什么安全感，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夸张”。

何志森人生中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之一是在读博期间。

2010年，何志森辞去做了6年的景观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工作，回到母校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专业方向是建筑表现，也就是“每天在电脑前面研究各种很抽象很炫酷的图”。这个方向“对很多人来说是蛮安全的，也是市场的一种趋势，很多博士生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当我开始变得安全稳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注意，思考是不是应该离开安逸的圈子。”何志森说。他自认是个“挺叛逆、离经叛道的人”，比如粉色在建筑界是最被憎恨的一个颜色，他却偏要把粉红视为最爱的颜色。

何志森决定休学半年，回到中国，跟不同的人聊天，“因为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所以特别想让别人给我一个建议”。

他去了五六个城市，最后在福建华侨大学拜访了学者龙元。龙元曾写过一本《非正规性城市》。书中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展示了真实城市日常生活片段，阐述民间自发形成的城市演变。这与何志森后来的调查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在华侨大学，他偶然看到一个外卖小贩用晾衣杆把盒饭穿过围墙传给学生。建筑师辛苦建造的围墙，“被普通人用一根晾衣杆捅破了”。2017年接受一次采访时，何志森坦言：“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设计师们一直想要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边界来隔离空间、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生活和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和谋略，轻而易举地逾越甚至摧毁这些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

外卖小哥在围墙边上传盒饭

回到墨尔本之后，他决定做些“偏门的研究”，“就算那研究是不赚钱的、不被认同的我也要做下去。读博士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他用4年时间跟踪外卖小贩，并以此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活在边缘上：寻找共存的景观》。这篇论文被当时的评审主任评价为“应该成为所有博士生的参考范例”。

在答辩时，评审主任问道，“你怎么把你所学的东西带回中国？”何志森当时不知如何回答。一周后，他回到中国，受邀在几十个学校分享论文。有个问题经常被提及：为什么要在设计中考虑小贩这个群体。何志森觉得，这根本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尽管当时院长推荐他去康奈尔大学教书，他仍决定留下来教书。

2014年何志森博士论文汇报现场

在“一席”的演讲走红后，何志森听到了很多声音，其中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人把他视为“弱势群体”代言人和发声者，甚至拯救者。

这并非毫无缘由。在何志森的调研中，他所观察的对象大多是主流社会所谓的“弱势群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小摊贩、站街女、城中村村民等。

2013年，他在华南理工大学开始了第一个工作坊“城市侦探”。学生们被带去广州花城广场，何志森要求他们在这里选一个人或“小物体”观察。有学生观察卖糖葫芦的小贩。看到小贩为了不上厕所，忍着一天不喝水，他们为小贩设计了可变形的带厕所三轮贩卖车装置。

何志森在街头做调查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何志森表示，大家给他贴上“弱势群体”代言人这一标签是“非常错误”的。

他向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强势或是绝对弱势的，所有人都是平凡人。这个社会喜欢把人分等级，可每一个用双手赚生活的人都很体面”。他觉得每一个观察对象“只是一个切入点，通过这里学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44双伤痕累累的手在镜头前摊开，背景是鲜花、蔬菜、生肉或是海鲜。

这些手来自广州越秀区农林肉菜市场的摊贩们。为他们拍摄的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研二的学生马增锋。这是他为一门设计课完成的作业，指导老师是何志森。

为什么以摊贩的双手做观察目标？马增锋说，是因为自己的手。

他的手上有3个疤：手背上的来自6岁时玩的铁圈；虎口那道是9岁时被一条狗咬的；还有一道在中指指缝，不久前雕刻时弄伤的，缝了两针。去医务室拆线时，他看着那些伤痕，猜想摊贩的手上会不会也有疤，每一道也许就写着故事。

忙到没工夫睡觉的菜贩怎么可能愿意停下手中的活儿，让一个学生拍自己“这么丑”的手？为此马增锋专门画了草图，便于给菜贩们解释。那段时间，他在菜市场画画，顺便帮菜贩们看店，打动了五六个菜贩后，拍摄就顺利了一些。有个卖猪肉的阿姨为了拍摄，专门在下午休息时拿出已经收进冰箱的肉重新摆满整个摊位，“就像在迎接贵客一样”。她的手因为小时候玩刀弄伤，比正常人短了一截。有卖花的阿姨起初不愿被拍，后来因为马增锋帮忙顾店，勉强答应。闪光灯亮一下，她的手出现在紫色和粉色的花丛中。“天哪，我的手这么漂亮！”她冲马增锋说，赶紧要他用手机再拍一张好发给自己老公看。

后来，这些手被放置在与菜场一街之隔的美术馆中展览。这是它们第一次被当成艺术品。展览第二天，摊贩们走进美术馆看他们的双手。这也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踏进美术馆。

展览结束后，手的照片被菜贩各自领回去，有些人把它们放在自己摊位的营业执照旁。“每一个营业执照都有编号，是菜贩的身份。当把自己手的照片放在执照旁边那一刻，他们才看见，双手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也有人终究把手的相片合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手实在太丑了”，何志森说。

为了深入观察菜市场，马增锋和其他同学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像个菜贩一样生活，“刚开始的时候，菜贩都把我当傻子”。

这是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的理念：“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体，越小越好，然后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甚至把自己变成目标，去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些关系，最后基于这些关系提出你的设计主张。”

过去4年间，他带着学生团队做了近60个mapping工作坊，短则数周，长则几个月。

从一开始，何志森就希望以自己的教学让学生在设计时关注“人的需求”。

在澳洲留学时，他的房东曾为他上过一堂课。刚搬进寄宿家庭时，何志森的卧室只有一盏小台灯。房东在安装电灯前仔细询问了他每天不同时间段在房间的活动情况，具体到白天在书桌写作业，下午在沙发上上网，晚上躺在床上看书等。只有高中文凭的邮递员房东最终给出了两张设计图，一张上有密密麻麻的各色线条，另一张是电灯在天花板的位置。那盏灯并不在正中央。

房东告诉何志森，这是为了保证他在房间不同位置都不会因身体阻挡光线而形成阴影专门设计的。在自己的论文《见微知著》里，他说房东给他上了最重要的一堂设计课：设计要从“小”开始。

“小”的东西是很容易看不见的。看见“小”是一种能力。何志森的观察能力很大程度来自孤独的童年。

何志森出生在福建南部山区的一个客家人家庭，父母都是当老师的。他是家里幺子，哥哥姐姐都在城里读书，只有他一个人在山里跟着父母。他们总把何志森托付给自己的学生。每天他就跟在学生后面，看他们摘野果、捉小虫，“那时候我就挺享受一个人观察?的”。

后来年纪大些，一家人搬回县城。客家人每5天就会有一次赶集，母亲总会拉着何志森去采买。那时他讨厌那种拥挤杂乱的场面，周围充斥着农产品的气味。他渴望干净、整齐，喜欢闻到汽油味道，“以前汽车少，汽油和柏油马路的味道对我来说就是现代化的象征，闻到那些就好像吸氧一样”。

没想到，曾经让人讨厌的嘈杂场面成了何志森去澳洲留学后最想念的情景。很多时候他就每天都在咖啡馆待着，这样不至于太安静太孤独。咖啡馆也是无聊的，人们无非就是坐着聊天。

后来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去处——飞机场。有段时间，他在距离住所1小时车程的墨尔本国际机场一个超市找了一份兼职。何志森告诉本刊记者：“对别人来说飞机场是个分离的地方，对我而言，它却有回家的感觉。”忙着上演无数离合的机场一如家乡菜场那样嘈杂忙乱。他还能在这里跟保安、旅客聊天，“如果小时候的孤独是观察的基础，那在飞机场的那段时间就是我很重要的转折点”。他在这里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看别?人”。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看”。

何志森读博期间去城中村观察时，就曾被一伙人追打。对方以为他是去拍摄违章建筑的记者。他的相机也被砸坏了。那是他为了做调研专门花8000多元买的索尼相机。没了相机的何志森就像丢了手机的现代人。正因为没了相机，他不得不慢慢学会用眼睛、嘴巴和脚去观察和丈量城市。

为了让观察调研更顺利，有时候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往往需要某种“交易”。

在追踪外卖小哥时，何志森就先替他发了5000张传单。何志森说：“我很不赞同学生去采访看起来很善良的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为达成自己的一个目的或作品在消费他们的善意和无知。这是一种侵略性的调研行为。”

也有一些时候，观察者也许真的无能为力。

有一次，何志森在长沙做工作坊，让学生跟踪站街女。第一天晚上12点，他接到学生电话，请他到酒店大厅。

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坐在那里等他，看见何志森后，一言不发，开始流泪。旁边的学生告诉他，他们在站街女活动的巷子租了个房间，从上往下观察她们的活动。学生说，他们记录了站街女的一天，知道她赚多少钱，却“不能为她做任何事”。他们不理解何志森，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个作业？

Mapping工作坊到底能做什么？除了用花哨的形式展示观察到的现象，到底还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何志森走红后，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不少人对他嗤之以鼻：这到底是建筑设计还是行为艺术？

何志森工作坊

何志森坦言，就连拍摄了菜市场双手的马增锋也“有点懵”，他觉得“小马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坊可能更多是行为艺术”。

Eric印象中，何志森确实“一直在抓成果展览，他其实挺怕做出来的东西不够好看、延展不够、表达不准确等”。彭祎芃倒并不认为这一点值得争议。她觉得有时候“也许就是要先有漂亮的展览，吸引了关注，才能有探讨的开端”。

2014年，彭祎芃跟Eric曾主动邀请何志森带领他们做一次名为“超级平凡”的mapping工作坊，调研广州天河区的城中村龙洞村，以了解村民生活。这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个由学生主动发起、自筹经费的工作坊。

广州市海珠区最大城中村——沥滘村

彭祎芃第一次见到何志森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演讲上。当时何志森讲了自己带着学生在城市广场“追踪”一个矿泉水瓶的故事。他们通过瓶身标签、周围人的行为分析一个瓶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以及与周遭人的活动是否有联系。

当时彭祎芃就对这种新型建筑调研方式特别感兴趣。在她之前的学习训练中，“项目前期调研不够‘接地气’，采访原住民或者研究原有产业情况都过于‘形式化’，并没有深入了解当地人文、经济”。然后就忙着在纸上画功能分区、建筑轮廓、切手工模、建电脑模型。接下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研究空间分布怎样可以更科学，图面效果怎样可以更酷炫。“这样做出来的设计可能跟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以及未来可能会使用它的人之间是脱节的，而Jason的方法把尺度缩小到针对每个人。”

按照公众对建筑设计的认识，任何技巧和理论总要落实到或流线型或空间合理的实体建筑上才算数。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建筑实体，也成了何志森被质疑的地方。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专门在“知乎”上回应网友对何志森的质疑。他认为，何志森“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我们环境的方式”。

在墨尔本的时候，何志森和团队做过基于mapping的实践。他们用废弃牛奶箱激活了当地街巷。

他们在某条著名咖啡街上连续7天记录了不同人群的行为活动。其中80%会用酒吧门口的牛奶箱来组合自己的活动空间。街头表演者拿它当道具；午休的白领在那里聊天；流浪汉用牛奶箱储物……

于是何志森他们把牛奶箱转移到放垃圾的地方。原本无人问津的地方因此被重新激活，人们在这里进行社交、娱乐活动。

放入牛奶箱后的场所活动

一年后，当地政府部门以乱为由把牛奶箱撤掉，换上了不锈钢座椅。结果没有人再去那里了。针对这一现场，何志森解释，“牛奶箱的关键是可以让使用者自由地去设计他们需要的社交空间”。他并不认为设计有终结的时候，与其告诉使用者凳子在哪，路在哪，不如创造条件让他们“再设计”。

这跟何志森在番禺做的垃圾箱激活社区尝试相似。在跑步路上，他发现沿路垃圾箱里没有垃圾，顺手把300多个垃圾桶盖卸了下来，用湿巾擦干净放在一旁充当椅子。很快他发现，垃圾桶里有垃圾了，附近一带也成了“赌博一条街”，老年人喜欢到这里坐在垃圾桶盖上下棋。

过去近6年间，何志森一直在中国各大高校“流浪”，“醒来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他享受那种像“背包客”一样的不安全感。他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当学生因为无能为力而疑惑、落泪时，他其实特别开心，“那一刻他们终于知道设计师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事都能做到的，不是上帝，也不是超级英雄”。

Eric觉得，“教育可能就是他（何志森）最大的成果”。彭祎芃从华南理工毕业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完了双学位。她觉得何志森的课程带给她的影响，“在一个更长远的人生维度才发现”。Mapping工作坊所倡导的从“小”着眼，让她这个以前“思维混乱的人”学会把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小方面来快速理解。

无论是在注重实践的宾大，还是在看重成果的国内建筑学理工科教育，何志森的教学方法都显得“不务正业”。不过何志森觉得，“这是一种人文、艺术的东西，但真的太重要了，它会帮助学生理解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