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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叔河先生近照 摄影/王平
锺叔河先生,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
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
他出身读书世家,却一度沦落到社会底层,
靠拉板车过活。
47岁才进入出版行业的他,58岁便提前退休,
在10多年中,一共干了3件大事,
此前出版界从未有人这样做过:
一个是主编了《走向世界丛书》,
一个是《曾国藩全集》,
再有就是《周作人文集》。
《走向世界丛书》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丛书。
钱锺书先生,一生从未为人主动作序,
但却主动为《走向世界丛书》写序。
如今锺老的《念楼学短》,
一本为他的4个外孙女编写的现代版《古文观止》,
再版新出。
书中精选100字以内,独立成章的经典古文530篇,
是写作短文章的超级教科书,
一版再版,非常受欢迎。
在豆瓣上,历代版本的评分都在8.6以上。
曾有读者评论说:
“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全套《念楼学短》,
读完后,说话也自带文采,
每次写作文引经据典,拿满分是常有的事。”
今年3月,一条造访了锺老在湖南长沙的住所,
和他聊了一聊。
自述 锺叔河 撰文 倪楚娇
锺老的住所在湖南长沙,在一栋高楼的20层。一梯多户的布局,使得“户户外貌咸同”,因此锺老在门口挂了块竹牌子,上面写着“念楼”两字以为区别。“念楼”即“廿楼”,20楼的意思。
今年已有88岁的锺老见我们到了,便从书房中走出,迎我们进了客厅。“你们随意一些,我也自在一些。”他说。
客厅的摆设和之前所有的报道里描写的一样:客厅很大,中间放着一张蒙着布的台球桌,自从夫人朱纯在2007年去世后,锺老便没再打过。两排书架贴墙放着,摆满了书:《二十五史》《笔记小说大观》《汉语大词典》,都是平日里锺老会用到的书。墙壁上还有几幅字画——沈从文的章草、黄永玉的条幅、钱锺书的诗笺、沈鹏的小品……
在采访开始前,锺老便坦白说,如今已精力不济,希望采访能紧凑一些。但锺老一说便是4个小时,从10:00说到了下午14:00,没顾上吃饭。他操着一口湖南话,中气十足,说到兴致之处,自己还会笑出声来。
以下是锺叔河先生的自述:
锺叔河夫妇与四个女儿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朋友说,我做《念楼学短》这件事情是大材小用,不应该花精力去搞这个东西。他对我是好意,认为我可以写一两本谈历史的书。但是我并不在意,我还很看重这本书。
《念楼学短》 这本书最初写是1989年,就是给我四个外孙女写的。
我早恋早婚,26岁已经是四个女儿的父亲了。后来这四个女儿又生了四个女儿,我一共有4个外孙女。
她们读高中的时候,我认为她们的作文,都写得不够好。我觉得不论她们选择将来做什么,把文章写好,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写好文章第一步,最好是读点文章。
《念楼学短》一版再版
新版《念楼学短》
我选了530篇,不超过一百个字的古文,文体尽可能多,编成了《念楼学短》。“学短”就是“学其短”,学习文言文的简洁的意思。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本用各种语言翻译《圣经》的书,同样的一句话,中文的表达是最短的,文言文就更短了。
我认为中国古文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简短。这是作文的第一要素,我们要“学其短”。
刘邦入关“约法三章”,只有几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讲完了,他没有讲很多大道理。他把要讲的信息,讲得很清楚,别人就不敢杀人了。
这篇文章是西汉开国第一篇大文章,体现了汉高祖和萧何、张良等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思想。
钱武肃王写给夫人的信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虽然很短,但写得很好,一样有抒情,有背景。他不是干巴巴地说:“你回来。”
“回来”与“陌上花开”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讲的是时间,说春光大好,提醒夫人不要辜负大好芳时。明明心情迫切,但第二句“缓缓归矣”又像欲擒故纵,含蓄委婉,用的是商量的口气。
钱大王他不是一个文人,他是一个武人。原来是私盐贩子,恰逢残唐乱世,便拿起刀枪,凭自己本事,后来成了称霸一方的吴越国王。这封信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爱夫人,
后来苏东坡就把他这几句话改一下,就变成词了。
南北朝的军阀大司马桓温,他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很抒情,他老来重见昔年所栽柳树,感慨连柳树都老了,更何况人呢?这些话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感伤。
我们再怎么讲,也讲不了那么好。
《念楼学短》内文
这是遗产,这是很好的东西。 我喜欢读这些文章,我并不愿意去搞些什么古文今译。我就把我对这些文章的读法,我的感悟,就照样写出来,我让我的外孙女就按照我那样去读它。
好比《论语》里面的一句话:
我是这么读的:“孔子站在河岸上,眼望着奔流不断的河水,不禁感叹到,要过去的,就将一去不回头地过去了,没日没夜,不舍昼夜。”
但是这样读的话,还没把我要讲的话讲完,所以还有一个题外话:“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仁人,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仁爱。逝者如斯这句话,主要是流露一种无常之感,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这种无常之感,普通人触景生情的时候也会有。读到他这句话,我们就会想到,2500年前的老夫子,也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就觉悟到人性的永恒和伟大。”
这本书是杨绛写的序。她在序里面谈到,她不愿意写,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早就不帮别人写序了。
我说钱先生帮我写过一个序,你也帮我写一个序,她被这句话打动了,她还是给我写了。
他们两位先生都给我写过很多信,两个人加起来将近两百封,将来也想出版一下。
锺叔河夫妇(后排中)与父母(前排中)
我出生在民国20年,就是1931年。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面几代都还是读书的人。
我的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当时梁启超他们在湖南搞革新,有一个学堂叫“时务学堂”,他就是里面的学生。
后来,父亲学了数学,也教数学,58岁才生了我,我和他的代沟不是一般的大。
我小时候很调皮,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20多岁,她确实不喜欢我。她更喜欢我的哥哥姐姐,因为他们听话。
我看书很早,当时看图画书、故事书。因为我在家族的辈分很高,没有什么玩伴。平日的生活,就是看书为主。
18岁的锺叔河,到《新湖南报》报到
战火纷飞的童年
我要进小学的那一年就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父母就把我送回了平江县的老家,以为那里能安全一点。
没想到第二次湘北会战日本人侵入,我们平江的房子,就在岳阳到长沙的大道旁边。所以日本军队南下经过的时候,我们就要往路两边躲开,往山里面去,等日本人走掉了再回来。我父亲的书房也是在那个时候被烧掉了。那时候生活是不安定的,当时我还小,反而觉得有些变动比平静的时候还有趣一点。
所以我小学几乎就没念,只念了一年。说出来别人还不信,我初中也就读了一年,拿了个文凭后就去长沙念高中,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
我的学业成绩是可以的,尤其是语文、地理、历史这些科目都很好,数学也能及格。到长沙的时候是大量接触了新的书本,有了新的知识才开始有了新的思想。
初中前我就读完了市面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旧体小说,高中读完所有西洋小说。
但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以后会做文字相关的工作,也没有远大的志向。1949年,我18岁,本来是想要考北大的考古或地理的,结果很偶然地报考了“新闻干部训练班”,就成为了一名记者、编辑。
上世纪六十年代锺叔河夫妇与三个女儿合影
其时因生活困难,无奈将小女儿送人
中断工作20年
1949年8月,我开始做见习记者,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在1957年,我就被逐出了报社,和我老婆一起没有了工作。以前,两个人工资都不低,我是90元一个月,她是80元。但两个人没什么积蓄,都花钱买书读了。
没有工作了,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也并不很害怕。我有手有脚,其他老百姓怎么活,我就能怎么活。开始是推板车,那养不活自己。后来又去刻钢板、刻油印,然后我又学了画画,后来就做教学模型。
日子是很苦的,我们有四个女儿,养不活。就拜托祖母带去一个,外婆带去一个,大姨妈带去一个,还有一个送到了国办的孤儿院去了(后来将她寻回了)。慢慢在长沙,我们两个人,也还是站住了脚。
我跟我老婆就是这么讲,反正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别人嫌弃我们,不借给我们书,我们就去小书摊或者废书报收购店里低价买点书报。
后来,1970年我被判刑10年,关进了洣江茶场劳改。
年轻时的锺叔河夫妇
我中断工作20年,但是我自己读书没有停止过。这段时间不是没用的,在劳改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候,我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思考。
1979年我出狱,就出去开始编《走向世界丛书》。
《走向世界丛书》(部分)摄影/王平
我做出版的时间十来年吧,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个是搞了《走向世界》,一个是搞了《周作人》,一个是搞了《曾国藩》。
《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把1911年以前所有的中国人走向西方的过程,都收录了起来。它记录了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心态。这些书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更不是以“天朝上国”的心态走出去的,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实录。
为了编这套书,我前后浏览过两百多种,最后选了一百种,有几十个作者。我不计较他们的文笔,也无所谓他们对西方的态度,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的感受。比如说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
1979年秋,开始主编《走向世界丛书》
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是1980年8月出版的,之后平均一个月出版一种。那个时候没电脑,需要先找人抄出来,抄成简体字,要横排的。还要校对,有些错误不太多,有些错误百出,校对的同时标点分段,做了一些编辑加工。我还给每一本书写了平均2万字的绪论,因为原文都是文言文的,很多人读不懂。
一开始没有人看好这些书,觉得把旧的书再编一下,有什么意思?确实,这些书拆开一本一本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但如果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独特的价值了。
我编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先进的思想。比如李圭,走出去的经验,让他终于相信“地球如球”。现在来讨论地球是不是像球,是很幼稚的。但几百年来,中国人就是通过走出去,从认识五大洲三大洋、地球如球、利炮坚船开始的。
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有作用,多普及历史知识,多讲一讲历史的过程,是会有益于文明进步的。我们就会看出中国人走向世界,是起步比较晚的,也比较难。
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走向世界的问题
最初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不可能远离自己生活区。尤其中国人,中国是农耕民族,所以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不能够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的。
外国也是如此,但是它首先发展起来了,因为它海岸线长,所以他们比较早地发展起来了航海技术。在没有走向世界以前,欧洲原始的人,比中国落后得多。他们的文学、理智都没有发展起来。
在走出去这件事上,我们比西方人迟了1700年。
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别的文明古国,它的传统都中断了,现在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了,古埃及文字已经死掉了。现在的印度也不用梵文了。只有我们中国,我们用的还是四千年前的文字,殷墟甲骨文。
这就说明我们这种文明体系是独特的,我们本身的保守能力是最强的,“保守”是个褒义词,只有有家产的人才会保守。但是这种文化反过来,它也是很不容易更新的,因为它已经够好了,不太容易打断,重新洗牌。
《走向世界丛书》(部分)摄影/王平
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时候就谈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体量太大,这个东西很难改变这个轨道。《走向世界丛书》的诸多作者中间,水平最高的是郭嵩焘,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不是造兵舰的问题。
同样的在东亚,日本很快现代化了,因为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外来文化。它第一次接受中国文明,全盘唐化,它并没有变成唐人,到明朝的时候,他们打朝鲜,就是跟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后来又全盘西化,从天皇起就穿西装,就吃西餐,它也没有变成英美的殖民地。反而它还打美国、打英国,是它先打,这就证明学别人并不会变成别人的殖民地。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走向世界的问题。甚至,整个世界现代的历史,都存在一个走向世界的问题。全人类都是非洲一个女性的子孙,她不走出非洲,也没有我们这些人。哥伦布也是走向世界,才发现了美洲,才进入现代史。
从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它就是从划分为地区的历史,进入到全球文明的时代。我们出版这个《走向世界丛书》,也是推动这个事情。
钱锺书手迹
钱锺书主动作序
出版后反响是很大的,一般读者读不懂,也不会去读,总共印了几千、万把册。但是真正有水平的人,关心中国进步的人,他会注意这本书,他们的评价是很高的。
其实它反响最大的,是我写的绪论,这些绪论后来印了一本书,叫《从东方到西方》。钱锺书他自己认为出这些书有意义,他愿意来“共襄大业”,用了这个措辞。钱锺书给我提出了很多核心、中肯的修改意见。给我写序是他主动写的,也是他唯一一次主动作序。
《周作人散文全集》摄影/王平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开始出《曾国藩》的时候,也受到很大抵触。因为范文澜写的一本书,就叫《汉奸侩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大家认为这是定论。所以出《曾国藩家书》的时候,有人在湖南报社上发表长篇的批评文章:“如此家书有何意?”
出版《周作人》更甚,而且很多有影响的文人也反对出《周作人》。但是人归人,文归文,这是两码事。在理论的建设上,周作人的贡献大于鲁迅,几篇重要的文章《人的文学》,再就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宣言,都是周作人写的。
大家很怕出书,我就说周作人最被大家接受的文字,最没有问题的文字,就是他谈书的文字,所以1986年,我就编了一本书《知堂书话》,这是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
我也不是非要出别人不敢出的书,这也不是我有意这么为之。是别人不出,或者别人比较聪明,或者别人比较明哲保身。也不是说别人就没有看出来这些书好,他只是不去出,他宁愿别人出。
但是我认为,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不然有什么意义。
《我的故事》
我很少出门旅行,我晕车,也很少到上海,北京我到现在为止只去过四次。我不拒绝跟外界交流,但是我是一个很害怕旅行的人,我也没有时间旅行。
原来读书很少,搞《走向世界丛书》也好,搞《周作人》也好,搞《曾国藩》也好,都得临时学习,都得要看书,但是我愿意读书,我现在还在不断读书。
如果我的生命还允许,我将来会写一本书,就叫《我的故事》,就一个一个故事写,而且不管我的生命何时结束,写出来的都可以发表,一边写一边可以发表,随时可以中断。讲五十个故事也可以,能够讲五百个故事也可以,是吧,就看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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