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巴掌大的中国县城，解决了全世界一半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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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最近几年，“返乡体”渐渐流行。凭着个人见闻，揭示乡镇落后，成了一批每年只有春节回家的北漂上漂们的习惯操作，尤以今年为甚。

目之所及，“一个三线小城”“一个四线县城”“一个五线小县城”比比皆是，中国城与城、城与乡、市与县之间的撕裂现状，在他们的笔下格外鲜活生动。

有些人怀着对家乡的眷恋，而另一些人，仿佛面对荒岛土著的19世纪西方人类学家，看似悲悯，实则充满傲慢与偏见。

在这里，重申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中国很大。中国大陆有293个地级市，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参差多态，不是所有地级市都像深圳，也不是所有县级市都像你家。

浙江人均GDP最高的县，不在杭州、宁波，也高于杭州、宁波；湖北人均GDP最高的县，不在武汉，也高于武汉；陕西人均GDP最高的县，不在西安，也高于西安；江苏人均GDP最高的县——其实是很多县——高于北上广深。

因此，我想讲述几个不同于返乡体的乡镇故事：这些乡镇无处伸张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却是某一行业的全球生产中心，叫隐形冠军也好，叫行业圣地也罢，它们是中国乡镇的另一个侧面。

如果你来到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最有可能看到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除了街头巷陌的黄桥烧饼，你会发现，这里的孩子，成批成群地会拉小提琴。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因为这里是中国提琴产业之都，有着世界最大的提琴产业集群，230家提琴生产及配套企业，3万多名从业人员，年产量占全球30%以上，大部分销往欧美90多国。

过去，黄桥人送客人本地特产都是送烧饼，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小提琴作为礼物。

当然，中国的提琴生产基地不止一个。如果加法没错的话，黄桥镇（70%）、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30%）、河南驻马店确山县（40%）三地共同生产了中国提琴年产量的140%。

至少它们各自是这么宣称的。

由于缺少一份系统性的行业报告，每个地区都会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不过，黄桥镇的成绩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认可。

而实现这些成绩，用了50年。

1968年，几个下放到泰兴市溪桥镇（后并入黄桥镇）的上海提琴厂工人，在当地公社的资助下搭起了乐器作坊。说是乐器，也仅仅是为上海提琴厂配套琴头和弓杆。

后来，作坊成了溪桥公社乐器厂，也有了自己的向阳牌小提琴；改革开放后，公社小厂成了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而后又独立经营，效益不断提升。

到了1990年代，国产小提琴开始尝试出口。《洛杉矶时报》在评论那段往事时，如此说道：

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按照世界标准，他们的小提琴是垃圾。那些小提琴材质很差，工艺很糟糕，不可能弹奏，甚至该为（因此）放弃弹琴的学生负责。

于是，一批制作人被派去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在那里，提琴的制作历史是500年。

与此同时，溪桥乐器厂也遇到了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或者说机会。

1995年，美国AXL乐器有限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想定做95把“风格各异，不同型号”的小提琴，两个月内出样。

以当时工厂的制造能力，95把各式小提琴意味着先要制作几十种新型模具，不仅不划算，还未必来得及。

但厂方决定以此打开国际市场，于是，全厂加班加点，用53天交付了产品，打动了客户。

一年后，双方合资成立泰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一半产品通过AXL销往美国，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输送到了凤灵，乃至溪桥各家提琴企业。

到2007年，日本的乐器制造商铃木和雅马哈，已然发现自家提琴在欧美卖不动了。中国厂商改变了行业格局，产品质量不错，还便宜到令人发指。

凤灵做代工，也做自己的品牌。如今，这家公司的产量至少是全国第一——如果不是世界第一的话。

当然，顶级品牌仍然在意大利。

今天的小提琴和300年前制作的小提琴，没有多少不同，行业几乎不需要研发，机械化程度也极低，匠人的双手是一切魔力的源泉。

而黄桥的第一代提琴匠人，大多是农民出身，少有人识谱，更别说拉琴试琴了。曾有行业专家在参访之后感叹：难以想象，提琴镇没有提琴声飘出来。

于是，就有了章节开始的那一幕，孩子们修习小提琴课程，同时成立文化艺术中心陶冶匠人，还在构建乐器主题小镇，从造琴走向爱乐。

中国有上万个镇，其中被评为特色小镇的有403个，其中能称为爱乐之城的大约不到10个。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桥比“移动支付之城”“共享单车之城”酷多了。

看多了这类故事，会发现中国制造大都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

或是社队企业、小作坊出身：

比如江苏省丹阳市，有2000多家眼镜相关企业，年产3亿副光学玻璃和树脂镜片，占全球产量的50%。就是当年在上海眼镜厂的技术工人回到丹阳老家，提议创办镜片厂，才有了后来的产业集群。

或是乡里成群结伙，大家一起上：

比如浏阳花炮，占全球产量的90%，可以一直追溯到唐朝，在外有名声，在内有规模有配套，产品已经和地理紧密绑定。

产品往往始于投资不大、工艺简单的领域：

比如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灯饰产量占全球60%。就是1970年代末，当地家用电器厂尝试用一根电线、一条弯管、一个灯泡和灯座制成简易台灯，投放市场后发现反馈出奇地好，由此起步。

甚至因此没什么议价权：

比如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是占全球30%的袜子生产基地，曾一度陷入低端产品、低价竞争的发展困境。外商找人代工时开出一个极低的价格，你不愿做他扭头就去找别家。

有些是被外商拿着样品问出来的：

比如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沙井街道（原松岗、沙井镇），包揽全球90%的电子烟生产，贸易战一加税，美国品牌方急得直跺脚。就是在英美寻找电子烟制造商时，逐渐建立起来的产业。

有些是被外商逼得提升标准：

比如湖南省邵东县，一次性打火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是该行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时落脚于此。起初质量差、易炸裂，被欧美针对性定制了检验标准，好好调教了一番。

有些至今没有走出贴牌代工的圈子：

比如广东省湛江市，电饭煲产量占全球60%以上，下辖廉江市，是中国电饭煲之乡，却始终缺少一个家喻户晓的强势品牌，往往还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它们大多连一张像样的新闻图片都找不到……

但无疑每一个产业，都塑造并影响着当地的风俗习惯与精神世界：

就像黄桥是中国小提琴普及率最高的地方，宜昌是中国钢琴普及率最高的地方一样。

这些三线、四线、五线小城，即便没到北上广深的程度，即便不是家乡，不都值得一去吗？到时收起傲慢，也别吝惜你的赞叹：这巴掌大的地方，解决了全球一半的产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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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发现，制造业隐形冠军城镇

还是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那么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未来西部百强县的发展方向又在哪？

本期晓报告整理了赛迪顾问的

《中国西部县域经济百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