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攀岩》(Free Solo)在第91届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这让这个特别的运动进入到公众视野。这是一部讲述攀岩圈大神亚历克斯·霍诺尔德徒手攀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的真实记录,其中不乏许多让人手心冒汗的镜头,在近乎90度的陡峭岩壁上,亚历克斯在没有任何绳索保护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登顶成功。
攀岩——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在它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让挑战者坦然面对生死,克服人类天性中的恐惧感?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充满了好奇。
记者 | 卡生
摄影 | rocker
自由攀岩从有攀岩运动那天开始就已存在。当你在搜索词条中输入“自由攀岩”四个字时,第一个自动关联词条便是在询问纪录片中的主角亚历克斯·霍诺尔德(Alex Honnold)是否还活着。这项全球危险系数最高的极限运动的发展建立在一连串的死者名单之上。“至今从事自由攀岩并且健在的人之中,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曾经有过自由攀岩经历的攀岩摄影师王振(Rocker)说。
王振沿着一条长度达到650米的绳索上升,7天里他将生活工作在这条绳子上,拍摄旁边正在攀登的运动员何川
很少人知道,《自由攀岩》的华裔导演金国威(Jimmy Chin)在计划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曾和亚历克斯一同来过中国,并打算在中国贵州格凸取景拍摄,但最终在纪录片里只收录了医生给亚历克斯按摩的镜头。对此,王振的解释是:“对于金国威来说,这段在中国的拍摄或许会在将来另作他用,格凸仅有180米高,而且岩壁上好多树,难度系数只有5.10B,最后的成片没有关于在中国攀岩的内容,从我的角度看,我觉得中国这部分攀登对亚历克斯的经历来说太弱,美感和岩壁难度都不够。”
2016年4月金国威通过朋友找到王振,希望他作为中方制片人参与到这部片子的拍摄,当时签订了保密协议,王振负责安排团队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行程,对于一个攀岩摄影师,能和攀岩界顶级团队一起工作,并与自己的偶像同行,这让王振既期待又紧张。出发前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不要轻易放弃那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无论多么微小的种子都可能开花结果。”
据王振回忆,参与中国区拍摄的团队一共有六人,除金国威和亚历克斯外还有三位摄影师,王振在团队中负责拍摄工作花絮、素材备份,以及次日拍摄计划的执行。“攀岩的日子简单充实,我们一般7点早餐,8点就往大洞走,不到10点就开始了。最先是亚历克斯分步路线,然后在每段顶固定好拍摄路绳,后面摄影师就沿路绳爬升,拍摄最后结束摄影师来做收绳工作。因为团队都是攀岩高手,几乎不太需要具体的安排,配合相当愉快。”王振说。
聊起金国威和亚历克斯的关系,王振用了一个有趣的词“Dirtbag”形容,翻译成中文是“岩棍”或称为“流浪攀岩者”,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多年,还在彼此都还没有被大众认知的时候,就是一起泡在“岩壁”上的好伙伴。王振曾经问过金国威,是否在拍摄过程中会担心亚历克斯。金国威很平静地说:“我跟亚历克斯爬了很多年,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粗糙的人,他做事很认真很仔细,刚开始我反对他自由攀登,但是我了解他的能力,他在攀岩这件事上特别聪明,他特别会分配自己的体能,该休息决不勉强。他在优胜美地爬大岩壁,好几次都在中间找平台小睡一会。”
亚历克斯·霍诺尔德在尝试格凸大洞里一条难度达到5.14b的长距离结组线路,他正在用一种以前没人发现的方法放松休息
虽说亚历克斯是公认的攀岩天才,做足了所有的前期工作,那些看上去命悬一线的动作全部通过了反复的演练,但是金国威在亚历克斯成功登顶前还是无法抑制地担心。作为同是摄影师的王振,他对金国威拍摄自己好朋友自由攀岩的心情感同身受。
这不是王振第一次拍摄自由攀岩,2013年他拍摄过国内数一数二的自由攀阿迪达斯运动员黄周文。“黄周文对自由攀岩可以说是十分的痴迷,他比我小几岁,因为共同的爱好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弟。那年他准备在阳朔自由攀岩几条路线,想找我去给他拍纪录片,我是很了解他的个性和攀岩风格的,很信任他的实力,后来我答应了拍摄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前,王振说他其实没有什么感觉,但当在岩壁上加好机位准备拍摄时,“从取景器看到他在一个只有一个指节宽度上的小点上做动作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发抖了,并不是我恐高,而是心里突然涌出各种可怕的想法。我担心我的这个好哥们在我眼前摔下去,万一呢⋯⋯”《自由攀岩》里真实记录下了团队对亚历克斯的担心,不仅仅是金国威,在拍摄过程中,甚至有摄影师站在山脚下发誓再也不想拍自由攀岩。
职业攀岩者刘永邦在暴雨来临之前,在青岛完成了一条V7难度的抱石线路
我问王振:“你能理解亚历克斯对自由攀岩的痴迷吗?”
他说理解一部分,并跟我聊了聊关于他过去自由攀岩的故事。“我出生在青岛,从小喜欢攀爬学校的大树、家里的厢房以及不远处的小山包,后来无意中看到一本攀岩的杂志,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攀岩。我记得2000年那会还没有多少关于攀岩的信息,也没有过多的资源和一起攀岩的伙伴,我当时年纪小,对安全没什么意识,准备自己自由攀岩一条20多米的线路,结果在接近完成的时候,上面的石头破碎,我在一片白色的迷雾中轰然落地,左腿股骨干粉碎性骨折。4年后当我重新回到岩壁上,超过4米的高度我的双腿就会不自觉地发抖,而且在梦里腿断了无数回⋯⋯”
王振聊起自己的故事,听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果不是当时跌落点中间有一个平台撞击到腿骨给了他缓冲,如果不是身体换了一个方向平摔到灌木丛里,那么王振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我说我有一部分是理解亚历克斯的,所有从事自由攀岩的挑战者,内心里是有特殊需求的,有的人他总是会要选择站在恐惧之上,并让这样的恐惧成就自己。”
王振作为中方制片人的十天中,和《自由攀岩》的摄制团队同吃同住。据他回忆,他有一次被亚历克斯吓到,在一个休息日,亚历克斯提出让他开车带着四处逛逛。王振想,万一这哥们想要来一段自由攀呢,所以出发时把拍摄器材和无人机放在了后备厢里。当他把车开到了CMDI Wall,亚历克斯和金国威走在最前面,看到金国威不一会儿回来说,亚历克斯已经在爬了。“这还了得,我赶紧取出无人机,等我扛着机器到了山脚时,亚历克斯距离登顶180米只剩几十米,等我把无人机拉近一看发现,亚历克斯光着上身,身上背着小包,穿着运动鞋正在岩石上轻松自如地攀爬。”后来王振才知道,亚历克斯看似随意地攀爬,其实他已经默默研究路线许多次,只不过他可能觉得这条路线没有必要拍摄,他去爬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
在不攀岩的时候,亚历克斯就像一个羞涩的大男孩。“你很难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纯素不沾油荤,为了环保习惯用身边的塑料瓶喝水,每天穿的那条破洞蓝色短裤金国威说穿了三四年也没扔。他一切看上去很朴实,一心扎在攀岩上,手指每扣住一块大石头,仿佛心里就更踏实一些。只有在成功登顶时,这个大男孩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金国威在准备自己的攀岩设备,他准备用这些设备上升到90米高的拱顶下拍摄亚历克斯·霍诺尔德
像亚历克斯这样集技术、体力、特殊心理于一体的无保护措施的自由攀岩,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少数人的选择,属于极限中的极限。王振说,《自由攀岩》的获奖让很多人对攀岩产生了兴趣是个好事,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误解——徒手攀岩是在死亡边缘体验的个人运动。其实,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岩更多依赖缜密的计划、团队的合作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如何信任你的同伴才是这项运动最有意义的部分。
要想理解有保护的徒手攀岩,他向我推荐另一个关于攀岩的纪录片《黎明墙》(The Dawn Wall),在豆瓣上以9.2的高分成为攀岩爱好者的心头好。山还是那座山——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然而线路完全不同,故事中的恐惧、失意、挑战也显得更能被理解。
在《自由攀岩》纪录片里,《黎明墙》的主角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也曾出镜,当他得知亚历克斯将要无保护措施地自由攀酋长岩时,梦见亚历克斯来找他并且开始哭着给他看自己受伤的骨头。如果说,亚历克斯是一个“攀岩疯子”,那么汤米的故事更容易让我们离攀岩的真相近一些。
影片里讲述了汤米22岁时在攀岩过程中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叛军人质,最后在对峙了20天后,他将一个叛军推下悬崖。这个意外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接踵而至的是离婚、意外中失去了食指。眼见生活将会一片狼藉收场,他决定在攀岩中重新获得生活的力量,日复一日地训练自己的断指,花了六年时间规划路线。纪录片里没有命悬一线的紧张刺激,更重要的是讲述两个同伴之间如何共同面临无数次的失败与困境。汤米最后对同伴凯文说只有他们两人一起登顶才是成功时,比任何一部好莱坞兄弟情的影片更打动人心。
这个纪录片让我对中国登山协会国家级定线员王志明曾说过的一句话越发理解:“无兄弟不攀岩,一人在岩壁上攀爬,另一人在下面做保护,你的安全其实掌握在下面的兄弟手中。徒手攀登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伴,一个人作为先锋往上爬,一边在恰当的位置放置保护支点,然后把绳子扣进支点,跟攀者跟进,重复交替最终完成攀爬的路线。”
来自德国的大岩壁攀登高手伊娜和卢卡攀爬到新疆阿合奇的一个小山包上,眺望远处的高原荒漠
王志明,在圈里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二”。昆明人王二在1999年就开始接触攀岩,之后一边学习攀岩一边学习开辟线路。“那时候条件不好,户外用品店里都买不到攀岩的装备,只有到了北京、广州才能买到基本安全装备,没有攀岩鞋的时候,穿着解放鞋就上了。现在回头看看,当年装备紧缺的情况下,锻炼出了一批国内一流的定线员。”因为攀岩项目没有真正被大众认知,还闹出过不少误会,2003年开始,王二和同伴刘喜男等人想要在昆明西山开辟大岩壁路线,由于时间没掌握好,天黑还没有登顶引来了救护车和消防车。第二年春节过后,几个同伴再接再厉,终于开发出云南省第一个多段式大岩壁攀登路线并命名为“鲤鱼跳龙门”,这对当时的攀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刘喜男不仅是王二的至交好友,更是攀岩壁上的好搭档。2007年噩耗传来,全国攀岩冠军刘喜男在四川巴塘县党结真拉山区发生滑坠不幸身亡。这对王二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噩耗,意外发生已经过去十几年,王二依然不愿多提当年搭档刘喜男的意外。在王二的博客里,每一年都会在刘喜男遇难的那天写一篇文章,最近一篇里写道:“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总是心神不宁。现在我已为人父亲,正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待到女儿长大,一定和她分享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青春⋯⋯”
王二告诉我,是攀岩给了他看待世界不同的视角和维度。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世界是平行的,而对他来说,只有当你的指尖触摸到岩壁,在每一个裂缝中找到不同的支点,挺进下一个目标,你才能感到活着的美好。从刘喜男意外发生之后,王二把“安全”二字放大成最重要的攀岩规则,“要做一个理性冒险的人,你有权利放弃”。王振告诉我,王二和妻子的感情很好,妻子给他下了死命令:攀岩可以,但不能过雪线。王二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践行给妻子的承诺,在综合评估过风险之后,撤退并不是最坏的选择。
对于攀岩者来说,身边多多少少有几个已经去了的朋友,王二说:“作为一个攀岩定线员,每开辟一条新的线路,就像我给这个世界又留下了点什么。在2014年我和同伴们在昆明西山开发了一条新的路线,我们叫它‘那一年’,以怀念那些一起战斗过、已经离开的朋友。”
“当我把头灯打到了最高能量档,照向这似乎无穷无尽的裂缝上方,夜空会被刺破似的往后退缩,但很快稳住了阵脚,牢牢地站住防线,目视范围内0.75〜2的裂缝依旧默默延伸而毫无保护站的半点踪迹,而我身上适合保护的机械塞只剩下三个,离登顶还有60米的距离。这一刻我的意志和身体同时让我拿起了对讲机:‘王振(Rocker),咱们撤吧!’”王二在北美加拿大莲花塔攀登报告里写道。
结束莲花塔攀登的王二和王振坐上了水上飞机,飞行员瓦仑有着30年的驾机经验,他正在指导他的儿子在积雨云中寻找空档冲出强对流云层
这是一次并没有完成登顶的旅程,但是足够精彩。连续26个小时不吃不喝的攀岩,让王二和王振感到了疲惫,当他们两人决定撤离,做好保护站,打好抓结,绳子挂进ATC,锁好主锁,东方已经泛白,突然间漫天的极光,照亮了整个山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极光,在距离山顶不远的距离,任何言语都显得单薄。”王振说。
瓦仑的庄园外升起了漂亮的北极光
加拿大莲花塔一直有“不可攀登之环”的称呼,曾经有攀爬过的岩友这样说,莲花塔是一次独立的洲际攀登,在于攀登中对自身能力和攀登风险的衡量和计划的执行,还在于攀登后你们谦逊的总结,还在你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回馈:莲花塔之美、Cirque之洪荒还有每一段线路给予的知识和经验,而不仅仅是对于登顶的执念。
起初对加拿大莲花塔产生兴趣的是王二,听到“不可攀登”时引起了他的兴趣,起初在队伍的选择上,王二想要组建一个四人团队,首选是合作多年的同伴Griff、2000年相识的王振,以及登山运动员周鹏,由于签证和个人的原因,四人团队最后变成了“二王”团,100公斤行李合计六个背包由两人分担。
王振刚落地就复发了突然性耳聋,加上阴雨天气似乎给这趟远行攀岩开了一个糟糕的头。“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身体条件不允许我拍摄和攀岩,结果王二给我吃了几颗药,我睡了整整24小时,奇迹般的复原了,后来我才知道王二给我吃的是晕车药。”王振对此哭笑不得,进山前他们经历了30年老旧颠簸的水上飞机,行走在去往大本营的途中还看到了许多新鲜的熊粪,两人为此还准备了人手一罐的防熊喷雾,“一开始走在湖边的时候还期待能碰上熊,后来晚上我们试了试防熊喷雾,三米远的距离喷出一堆辣椒面来,庆幸最后没碰上”。
抵达了大本营后,王二和王振很快和其他的攀岩爱好者打成了一片,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从白马镇上背上山的三公斤威士忌,大本营里就聊开了天,两人顺便做起了采访。“与不同地区的攀岩者的交流是旅行中最大的收获,每个人都有来攀岩的理由,遇到一对加拿大夫妇来看望他们攀岩的儿子,老人聊起虽然知道攀岩有风险,但他们依然为儿子的选择感到兴奋。攀岩可以塑造自己孩子的品格,一千个攀岩者会有一千个不一样的答案,而这个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王振悬挂在悬崖上进行拍摄,搭档格里夫捕捉到了他工作的瞬间
莲花塔的天气变幻莫测,连续两天的降雨让两人一再等待。三天之后的凌晨3点出发将行李背到岩壁根部。王振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爬得越高王二放保护点的距离就变得越远,王振心里开始犯嘀咕。“我担心王二太想登顶成功,所以对安全产生了不太正确的判断,后来我们攀岩的路线似乎发生了偏离,越往上走已经没有缝隙可以设置保护站,王二身上只剩下三颗塞子,这就意味着如果继续他将无法返回,直到对讲机里听到他说撤退,我才松了口气,这还是我认识的王二,他没有因为想要登顶而忘记我们攀岩的初衷。”
王二在日记里写道:“从12段开始裂缝系统开始变细,岩壁表面布满了形状各异的黑色疙瘩,这时的攀岩已经是几乎纯粹的平面攀登,在如迷宫般的疙瘩里各种横移挪腾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你可以在这段描述里看出王二那种无法抑制的愉悦,但如同他曾告诉我的,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时候,你需要留有遗憾,他知道更重要的是他的爱人和孩子在等待着他回家。
撤退的第二天,王二返回岩石根部去取行李,发现昨天起步的左侧发生了岩石崩塌,心有余悸,这或许是每一个在面对自然的人类需要感到渺小的时刻,“并不是每一段旅程都是完美的,面对缺憾并珍惜它”。
加拿大莲花塔脚下的山谷里,王二跳过一条小溪前往即将要攀爬的线路下观察
我记得在最开始采访王二时问他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攀岩?”王二说:“Life is hard. Play now.”
王振把和王二一起攀登莲花塔的故事拍摄成了一部纪录片《莲花塔》。为什么要攀岩,也是他们一直在找寻的答案。纪录片结束时,王振录了一段攀岩爱好者吹着口琴唱的民谣:“溪水在流动,永不停歇,就像我的人生,我们必须奋斗直到死亡来临,每天的太阳都代表着希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攀岩,浪费时间也在所不惜⋯⋯”
(特别鸣谢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指导老师邓军文的帮助。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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