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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的20多起丑闻,到付费让用户下载间谍软件应用,再到今年早些时候被曝光的完全灾难性的安全措施,Facebook面临着巨大的混乱。
之后,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四个想法。但《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Facebook能自我修复吗?》(Can Facebook Ever Be Fixed?)认为,与Facebook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相比,扎克伯格的说法是轻描淡写。
作者Andrew Burt认为扎克伯格的尝试未必真的可行。
扎克伯格的建议是什么呢?
首先,他要求政府明确有害网络内容的定义,这样Facebook才能有标准地删除这些内容。
第二,扎克伯格要求将管理政治宣传的法律扩大到一般的政治干预。
第三个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标准化隐私法规,让Facebook这样的公司能够更清晰也更容易地将欧洲法规的严格标准(比如通用数据保护法规)应用于所有用户。
最后是所谓的“数据便携性”,使用户更方便地转移他们的数据——类似于美国的手机运营商允许用户在切换服务时保留他们的电话号码。
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作者指出,这些提议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实践中出现,或者将很快由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监管机构强制执行。
例如,GDPR要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盟落实便携性数据。此外,德国、中国以及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监管规定已经在迫使科技巨头加大抵制有害内容的投入力度。
事实上,如果Facebook愿意放弃一些未来利益去弥补之前的错误,从长远来看,对该公司的帮助可能更大。
迟迟未能有建设性的改进措施,正是因为一个残酷的事实:Facebook自身的利益与用户利益存在巨大分歧,作者在文中提及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Facebook的商业模式,它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粘性,另一方面必须借此收集更多数据,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和广告去盈利。
这就是Facebook想从消费者身上得到的:时间、关注和最重要的数据。
Facebook的用户则单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获得有意义的社交、新闻和娱乐,他们对自己奉献的数据信息毫无察觉。
其次是Facebook的用户规模,这让该公司和扎克伯格都承担了难以承受的巨大责任。
截至去年12月,该公司月活用户23.2亿,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月,Facebook仅雇佣了35587名员工,每6.5万名用户才有一名员工负责,完全无法对网络环境安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最后一个是文化问题,这解释了Facebook将用户的安全和隐私视若无物的原因。
Facebook急于让新功能进入市场,甚至理想化地认为自己不可能做错——这是其首席运营官谢莉尔·桑德伯格的原话。
作者承认的是,网络数据安全问题不应该都让Facebook背锅,每家大型科技公司或多或少都在与这个问题作斗争。
只不过此前很多消费者和监管机构还未曾发现,用户对数字科技的过度依赖已经导致安全和隐私受到了系统性的威胁。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Facebook坚持不懈地选择据用户的利益重新调整其商业模式还是值得认可的。社会在未能彻底了解一项新技术的风险时就过快使用才是一切的根源。
关键在于Facebook和所有人下一步能做什么。
制定严苛的法律提高所有软件系统的隐私和安全标准,将反过来减缓数字技术的发展节奏。
通过限制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数据收集、存储以及聚合能力,将其“攻击面”缩小到一个可控的水平,也意味着从字面上拆分Facebook的服务,将WhatsApp与Instagram等业务分离开来。
作者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Facebook的商业模式必须要依赖用户的信任,这意味着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与盈利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然而,从短期来看,扎克伯格已经明确表示该公司很难真正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Facebook和它的用户注定要继续尝试重新构建彼此之间的协议——这个过程可能会拖到多个政府更有力地介入为止。扎克伯格的最新提议只是这漫长斗争中的又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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