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华：中国企业家需要一条内有尊严、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

作 者：袁治军    

来 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做布道者还是践行者？这个问题曾困扰刘东华多年。

多年前他想成立一个“人类共同价值观课题组”，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置于一个逻辑框架下，形成一个《地球村村民公约》。

“不管什么利益集团，不论什么族群，都必须以地球村全体村民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为前提行动。”

让刘东华暂时放弃这种选择的原因，不是他做不了，而是他意识到，古圣先贤，早就把人类的一切问题都说透了。

“人类还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你用新的方式再说一遍没多大用。人类这几千年，进化的是聪明，是工具理性，退化的是智慧，是价值理性”。

转身，他在2011年创立了正和岛。

或者，在那之前，刘东华就已经不自觉地行走在践行者的道路上，只是彼时，他还未将自己的身份做概念化诠释。

1992年，自他在经济日报社创办《民营经济专刊》，他的人生，就与中国企业家群体被时代捆绑在一起。此后，不论是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抑或正和岛，一连串创业背后的逻辑思考，都只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

2018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刘东华（右二）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左四）等人合影。

企业家是追求生命意义、

生命价值最大化的人

问：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成长之路，您是否总结过，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企业家？

刘东华：企业家是一种小概率的存在，越大的企业家，其出现的概率越小。在我看来，企业家都是天生的，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

问：天生的，为什么您会这么说？

刘东华：企业家的基因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首先体现在他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全部来自于内心。

许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有一种讨价还价的心理，就是你付我多少酬劳，我做多少工作。但企业家不是，企业家是主动去寻求一种改变，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也是对世界的改变。

当他主动去寻求改变发生的时候，他无法计较个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

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用心在看未来、看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而不是用眼睛。所有真正珍贵的东西，眼睛往往是无法看到的。《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着后面的一切。

马云借用过一句话，说大部分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少部分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这里第一个“看见”，说的是眼睛，第二个“看见”，说的则是心，不用心是看不见的。

举个例子，莱特兄弟为什么敢造飞机上天？所有人都知道飞上去掉下来就会殒命，但莱特兄弟却看见了人类一定能实现的另一种状态，他们要做的，就是不惧生死把那种状态呈现出来。

企业家的看见，和艺术家、科学家的看见也不同。艺术家能把自己心中所见借助某种形式，例如绘画、谱曲表达出来；科学家可以借助公式证明自己看见了什么。但企业家不能，企业家唯一能做的，是把各种资源、各种人才组织起来，说服那些看不见的人，和他一起相信他“看见”的价值并最高效率地实现出来。

问：在您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的过程中，您看见了什么？

刘东华：全世界对企业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从领衔《中国企业家》杂志到创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正和岛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地对企业家拟出了一种新的定义。

企业家是通过商业的价值创造，追求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最大化的人。

什么是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最大化？我们以李嘉诚为例，如果仅就满足个人欲望来说，他的财富早就可以满足他任何需求，他应该多少年前就没有工作的动力了，对吧？

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他年事已高仍然无比勤奋，这说明他一定有远超小我欲望的更高追求。

这种追求，不就体现在怎么能够为更多的人、为更远的时空带来更大的价值么？当他们在为更多的人、为更远的时空创造价值，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公益。

天生拥有公益人格的人

问：说到公益，您曾把社会企业家评价为这个时代的英雄。那么，什么是社会企业家？您为何给予他们如此高的评价？

刘东华：我在公益界算外行吧，对于社会企业家，我只能说说自己朴素的定义。

狭义的社会企业是指企业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一开始就定义为不分红。

不论是投资人还是管理者，或者主要的价值提供和创造者，他们都不能从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得分红，但他们是在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但我说的社会企业，与狭义的理解不同。社会企业未必不分红，它们就是企业。这些企业从诞生之初，就是用公益的心态和商业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些企业的创立者们，就是社会企业家。

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有区别，商人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社会企业家不是，他们是为了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最大化而战。

说到这里，我想引申一下。许多年前，我们就说西方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已经到头儿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成了西方企业和国家一个公认的，或者说一个不能被质疑的基本理念。我从第一次听到就感到疑惑——股东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忽略和伤害，这是不可能走远的。

问：比如您创办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正和岛？

刘东华：这是非常好的两个案例。

我在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因为没办法以社团的形式注册，所以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工商局注册的。

我自己作为出资人和大股东，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立之初就承诺，永不分红，永远不从这里拿一分钱的薪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公益行为，它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或者说狭义层面的社会企业。

但是我觉得正和岛将是一个新型的，上面所谓的广义的社会企业，它不但有股东，而且将来还可能会上市，大家该分红就分红。

但我作为创始人不是为了赚钱而做正和岛的，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根本不必做这件事，正和岛就是为了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企业家们所代表的巨大需求，他们需要一条内有尊严、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

问：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刘东华：创立正和岛，说难也特别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难和不难都在自己身上。

最大的困难，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我太自信了。因为自信，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怎么做都会成功，甚至自己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辛苦，那样拼命。

比如创办正和岛初期，我一直希望团队承担更多的事情，因为是一件创新的事情嘛，这样能让年轻人、让团队成长得更快。但其实这是一个借口，是放弃自己职责的一个借口。

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创始人作为灵魂人物如果缺位了，下面所有人都会缺位。可能看上去是我给大家提供了舞台，放手让大家去做，但绕了一圈，发现根本不能用偷懒的方式进行授权。有些事根本绕不过去，该你做的，该你承担的，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

马云曾经跟我说，创业就是“惹祸”，你自己惹那么大的祸，怎么能指望让别人替你去扛？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自己扛。

我当时自信地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找人、用人，但实际上从正和岛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在找人、用人方面下的功夫也是远远不够的。以前很多企业家都梦想50岁能退休，后来发现那是一种奢望。

对于一个创业型企业而言，至少在前20年的时光中，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创始人，而越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企业，找到一个理想的继任者就越难。

问：您本可以过一种更舒适的生活。

刘东华：人都愿意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留在那里，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走得更高、更远。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想要阐述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我把人类整体看成一个大公益体，人类今天享受到的一切，其实是千百年来人类这个族群积淀下来的物质、精神财富和价值创造的总和。

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人类社会的受益者。当你站在这样一个角度看待世界，你会从内心涌起感恩之情，因为你受益太多，必当有所回报。

我想要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努力而变得更美好一些，哪怕一点一滴。这种想法不是被触发的，而是天生的。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样是天生拥有公益人格的人。

还有一点，为什么会创立正和岛？因为我看到了企业家不断升级的巨大需求，而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人能比我们把这件事做得更好。什么叫天命？这就是天命——在现阶段内，当你是不可替代者时，你必须去做需要你做的事。

可能也是一种天生的客户思维吧，多年来我总能找到社会特别需要，但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去做。事实上，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某件事我觉得别人也能做，甚至做得比我更好，那么就会认为自己去做没有意义，至少，意义太小了。

《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封面

从企业家到慈善家是一条必由之路

问：为什么您会把21世纪的新商业文明价值观总结为“先问是非，必论成败”？

刘东华：这里有三个背景。

首先，人类在科技领域的进步特别容易脱离理性的轨道。从核武器到人工智能，处理不当，都会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后果。

好莱坞曾经拍过一部电影《I Robert》，在那部电影中，建立了这样一个逻辑：人类无法用理性逻辑来管理自身，正在朝着一个自我毁灭的方向加速前进。

在这种背景下，机器人“反叛”，期望通过人类的理性逻辑来约束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以避免人类灭亡。这部电影的逻辑是一个真实的逻辑，因为人类目前就处在一个日益失控的向着自我毁灭狂奔的状态中。

在商业层面，前面我们讲到，西方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让个别人利益至上成为一种天经地义，于是我们看到在股市中，哪怕价值观很有问题的公司，只要能挣钱，这家公司的股票照样飞涨。这种现象不能改变的话，是非、良知就成了没人在乎的事。

因此我在十几年前认真提出这件事，就是21世纪新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应该拿这个价值观作为尺度，去丈量某件事我们是否该做——在驱动人类强大的创新能力前，要先全力避免这种创新造成人类的自戕。

其次，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效应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互联网时代之前，做恶的人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做坏事不会被发现。但在互联网时代，天天作恶而不被抓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因此因果效应几乎都成了“现世报”。

第三，人的天性决定了人在足够大的诱惑面前，都是管不住自己的孩子。《资本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利润达到300%，资本家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如果商业不论是非，如果利益至上的观念永远得不到纠正，那么，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

事实上，正是因为第二条，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才使得人们愿意相信“是非”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要在是非的基础上还要问成败？因为企业家必须对结果负责，不问成败必然失败。

问：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公益慈善领域。在您看来，企业家除了捐款、成立基金会、亲自践行公益活动外，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做公益？

刘东华：不同的阶段，企业家们从事公益慈善的方式不一样，并且践行的方式也因人而异。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公益慈善大时代来了，物质条件的充分准备，与人们内心对高品质人格完善的追求，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益慈善。

不论是捐款还是成立基金会，或者亲自践行公益活动，我认为不必纠结于企业家们践行公益的形式。在我看来，企业家们把企业做好，这个可能更重要。

中国企业目前普遍存在产品和服务水准不高这个问题，企业家们把企业做好，就解决了社会上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就业，二是纳税，三是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创造出越来越好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们把企业做好，就是最大的公益。公益慈善领域应该交由专业的人去做，目前这个领域太欠缺专业的队伍了，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家们会纷纷涉足这一领域。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进步最快的还是企业和企业家。在公益慈善领域专业人才意识、能力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企业家们把他们沉淀、积累下来的理念和管理能力延伸进公益慈善领域，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问：当下经济下行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会对企业家们践行公益造成哪些影响？

刘东华：经济形势不好，有时会让人更团结，更能激发人们内在的斗志。如果大家都去外面找原因，那么经济形势不好会对大家的状态造成影响；但如果大家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每个人都把自身的正能量释放出来，对别人产生更好的影响，那么，经济下行和践行公益慈善之间，也许会呈现出可喜的反向关系。

市场上任何时候都有好人，而且越艰难的时候，好人越珍贵，越被尊敬。企业家们在这个时候做好自己，就越容易影响别人，他们的声音就越容易被接纳，他们的舞台也就越大。

我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到外面从事公益，企业家们把自己做好了，把自己和自己的企业树立成榜样，就是最大的公益。

排版 | 吴恙  

审校 | 潘姗姗        主编 | 叶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