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曾祺到韩寒，中国作家一直很乡土

白鹿原是关中的一个地名，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坐标。/ 电影《白鹿原》

如果给中国文学作一幅群像，连起来，大概能得到一份地图。

沈从文画了湘西，冯骥才画了天津，孙犁画了白洋淀，陈忠实画了关中，汪曾祺画了高邮，曹乃谦画了温家窑，叶兆言画了南京……

沿着他们书写的脉络，我们可以看见一片土地的千百种样子。反过来，嗅着乡土的腥气，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作家如何破土而出。

孙犁的《荷花淀》把背景设定在烟波浩渺的白洋淀。/ 全景

也许是出生的地方，也许是路过的或长住的地方，作家们总是会选择一处作为故乡。有了这片故土，他们笔下的房屋才会有地基，人物才会有血液。每个作家与他的乡土，都在彼此滋润，彼此成就。

两个上海

上海这座城，90后大概是从80后的笔下开始了解的。

一个郭敬明，一个韩寒，他们貌似对立，但又莫名相似。参加新概念、写书、办杂志、拍电影，甚至，他们都会聚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是某个群体的精神符号，也是精明的时代商人。

但这两个人写下的上海迥然不同。

对于上海的书写，历来有两种风格：一种是高楼大厦的流光溢彩，一种是弄堂里的琐碎。/ upsplash

从四川扎进上海市中心的郭敬明，写华丽的CBD大厦、黄浦江的灯光、倾洒在外滩的香槟；而出生在上海边缘的韩寒，写荒芜的操场、无人问津的岛屿、四面伸展的高速公路。

郭敬明的上海从寸土寸金的静安开始，即使是在他还没住进静安的时候。

而那些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坐着奔驰S600L或者凯迪拉克SLS穿行在任何他们想要踏足的地方。他们把冷气开得足了又足，哪怕是在全球油价疯狂飙升的今天，他们也恨不得把自己的车子笼罩上一层寒霜，这样他们可以轻蔑地透过车窗玻璃，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这个城市里生活在他们脚下的庞大人群。

——郭敬明《小时代1》

郭敬明看见了挣扎的环卫工和小白领，也看见了陆家嘴的巨贾大鳄。他从高处俯瞰这“最美好也最肮脏的海市蜃楼”，浓墨重彩去描写满城沉甸甸的金子和痛苦，但那些爱恨情仇和生死挣扎，却总显得轻飘飘的。

在东方明珠塔的光芒下喝香槟，这是郭敬明看见的上海。图/《小时代》

韩寒的上海从亭林镇出发，永远在仰望繁华，大楼的影子朝着人压下来。从他的车窗里看上海，公路有时向西，有时向北，有时向南，但只要向上海开，就会被这影子结实地堵住。

上了沪闵高架，没开几公里因为过了半夜12点要封路维修而被赶了下来。在地上磨蹭到了延安路高架，心血来潮，说去亚洲第一弯看看，濒临外滩，打开了手机的拍照功能，沿着原来的路线，结果一头扎到一个隧道里了。回想了以前的新闻才想起来，亚洲第一弯已经没了。

——韩寒《我在上海，过得很好》

一座世所瞩目的魔都，在韩寒的书里和电影里，却始终带着西部公路的气质，只有来处，没有尽头。

在东方明珠塔的影子里唱《光辉岁月》，这是韩寒看见的上海。图/《飞驰人生》

当他们手里的笔杆最终都变成镜头，我们看到的两个上海也更具象。

两个上海都是上海。他们从不同的高度抚触上海，把这座城市沿着天际线劈成两半。高的那一半大约是属于梦的，宏大得没边儿；底下那一半似乎属于人，走在路上的所有人。

粗野四川

千禧年前后，大概是新概念的黄金年代。1982年出生的韩寒和1983年出生的郭敬明，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从新概念里孵化出来。一年之后，新概念又走出来一位少年作家——1984年出生的颜歌。

颜歌，一位来自四川的女作家。

比起前两位出圈的名气，知道颜歌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当时的颜歌，几乎满足所有美女作家炒作的要素：非常年轻、才华横溢以及算得上貌美的皮相。

一开始，颜歌擅写幻境，缥缈空灵，即使在一众精于此道的青春文学作家中，也是很抢眼的。

好像是那个关于童年的璎朵的梦，我站立在孔雀河边面对着大草原，看着太阳在传说中的马尔马拉，在孔雀河的尽头升起，如烈火一般渲染了整个天空，这个时候璎朵终于离我而去，她化为尘土随着流水而去，滚滚奔向孤辰星下面那个纠缠的马尔马拉，藻海无边。

——颜歌《马尔马拉的璎朵》

但在新概念捧红的少年作家群里，颜歌几乎是最快褪掉标签的一个。获奖的6年后，颜歌写下了《五月女王》，这是颜歌第一部完全植根于平乐镇的作品，从此，她由纯净的云端落回粗野的川西。

颜歌的作品《五月女王》。/ 重庆出版社

《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相继而来，越写越短，从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到后来一个个的短篇，她的野心越来越小，没有史诗，只有“心甘情愿地小打小闹”。在颜歌亲手创作的平乐镇面前，她每多搭出一片瓦，就越觉得自己对它了解得太浅。

比起新概念时期的大篇幅形容词，平乐镇里的颜歌很少再去评价什么，她就像一个满口脏话、爱看热闹的野孩子，兴致勃勃地把看到的事情复述给别人听，把粗暴的方言糅碎了夹在字里。

钟贵峰眼睛花一花，就看见她将白细细的手腕子一转，把这抽屉的东西哗啦啦倒出了窗子外。这正似平地里打了一个惊雷，刹那间，满街上，黑里夹着白，花里透着红，洒满了男人的三角裤和棉袜子。棉袜子倒还好，折得就是圆鼓鼓的，落到街面上来还是圆鼓鼓的；三角裤们却失了依靠，软瘫瘫地倒在泥巴地上，好像过了夜的锅盔，面湿湿地发臭。

——颜歌《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克制点评的欲望，也不再专门描述环境，把人物分娩出来，就扔在纸上不去干涉了。就是这样，藏在川西人群里的平乐镇逐渐显形，从朦胧中先有了声音、影子，然后露出手掌、眼睛，最后是脚掌，十根脚趾正使劲抠着土地，往底下钻。

四川是一个兼具多种气质的省份。/ 四川攀枝花 / 维基

颜歌与郭敬明是同乡。在差不多的年纪，郭敬明带着《幻城》从四川去往上海，创下了他的小时代；而颜歌则回到四川，拨开云雾，捧起土壤，让笔轨转了个陡峭的弯。

她这样形容创作平乐镇时的感受：

我的父母用各种文学名著把我喂养长大，从学前班一路读到博士，所以我总是想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文明，更进步——但我终于在这一天发现，自己所沉迷的原来是我们镇的肮脏、丑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诗意和美好来描述它，来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并热爱着她。

——颜歌《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

四川有着漫长的文学传统，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也是一个诞生于四川的故事。

B级高密

颜歌曾表示，自己受福克纳影响很深。把不同的故事放在同一片土壤里生长，福克纳是这方面的超级大师。他用一辈子的笔墨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600多个人物生活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命运永远交缠。

是谁让魔幻现实主义举世闻名，让马孔多众人皆知？没错，正是在下，马尔克斯。

这个体系影响了很多文学大师，比如马尔克斯和他的马孔多，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

莫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

“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里有土匪、老爷、商人、傻子和疯子，这片土地热腾腾、血淋淋。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莫言《红高粱家族》

莫言的故事常常发生在高密东北乡。/ 电影《红高粱》

他形容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极端爱恨都泼进土里，让高密东北乡的人与物，都吸饱了作家的情绪。

而暴力与狂欢，都是高密东北乡的罂粟，这里的人对此欲罢不能。

在《檀香刑》一书中，莫言用一万多字记录了凌迟的过程，从“开刀！”开始，到“第五百刀，请大人验刑。”结束；从野狗兴奋地等着吃肉，到撑得拖不动肚子。

而这一章被命名为《杰作》。施刑者感到自豪，围观者啧啧赞叹，瘦狗终于吃了顿饱饭，做了幸福的畜生。

《檀香刑》是一本很多人都不敢看第二遍的书。/ 作家出版社

年轻的颜歌赋予平乐镇以深情，而大师莫言则削尖了笔杆，从历史的缝隙钻进去，刨出来一片片的脓疮，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部浩瀚的B级片。

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为5块钱一本的《故事会》写文章。在他看来，火车上你也许无法阅读托尔斯泰，但没有人能抗拒一本《故事会》。如果仔细翻阅和回味，你会发现这本不起眼的民间老杂志野得很，会用粗糙的、长着倒刺的舌头去舔舐读者的神经。

正像他在领奖时的演讲那样，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言于斯德哥尔摩领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维基

无邪高邮

与大风厚土的高密东北乡不同，到了南方，硬邦邦的笔杆子都变得水灵灵的，带着湖畔的烟火气。

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见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上小学，倘不走东大街而走后街，是沿河走的。上初中，如果不从城里走，走东门外，则是沿着护城河走。出我家所在的巷口的南头，是越塘。出巷北，往东不远，就是大淖。我在小说《异秉》中所写的老朱，每天都要到大淖去挑水，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玩。

——汪曾祺《我的家乡》

江苏高邮市市西西门湾镇过寺塔。/ 全景

油汪汪的咸鸭蛋，满肚子菱角鲜藕的大湖，薄薄的舟子和垂柳……一代人对于高邮的印象，都从汪曾祺那里来。有人称他的作品是“诗化小说”，淡化冲突起伏，能看见缓缓流动的情绪。

早年的汪曾祺也曾锋芒过，生于轰轰烈烈的年代，师从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傲气很难掩得住。也正是因为过尽千帆，当他开始写人间烟火时，才更显得从容剔透。见微知著的功夫，毕竟要建立在“知著”的基础上。

沈从文和汪曾祺。

汪老先生几乎不写长句。如果用画来作比，那大概是白描，简洁至极，精确至极。他写色彩，写形状，写对话和动作，就是不评价。看的人怎么想？留白给你，随你去想。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 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 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汪曾祺《受戒》

汪曾祺还是山西作家曹乃谦的伯乐。曹乃谦问他：“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激动得不行，这样好不好？”汪曾祺回答：“要激动。但是，想的时候激动，写的时候要冷静。”

大词人秦观也是高邮人，清代文学家王士祯写过著名的“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后来曹乃谦写他的晋北，逐渐沉着，绝不多话，激动的情绪，都掖进了人物唱的“要饭调”里：“满天的星星满天地明，阔村里就数你一个人。”“白日里想你拿不动针，黑夜里想你吹不灭灯。”苍凉晋北，热烈人欲，与高邮的山湖截然不同，但在留白上，一样非常慷慨，余韵悠长。

汪先生也是著名的吃货，在美食研品上的功夫，足以另起一段职业生涯。在口腹之间捕捉满足与幸福，在烟火家常中咂摸出世间百味，这两件事其实很有相似之处。或许爱吃的人都有天真的本性，对世界怀有永恒的善意，也怀有切实的悲悯。

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浓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汪曾祺《我的家乡》

《沙家浜》的故事也发生在一片水乡之中，高邮人汪曾祺是这出经典剧目的作者之一。

乡土永远影响文学。

但不可避免地，我们的乡土越来越模糊。稻田远去，高楼渐起，一样的市中心、一样的美食城，世界在手机屏幕中越缩越小，乡土的气息就越来越难找。

到80后这一代作家，曾经广袤无限的乡土已经开始坍塌，旷野、山林都不见了，只剩下几座在城市化边缘挣扎的小镇。

当越来越多中国人搬进城市后，作者们又将怎样书写城市生活？地域文学的传统何以延续？/ upsplash

再往后看，孩子们都将在楼里长大，游乐场取代打谷场，车道碾平了乡间的小路。他们笔下的乡土，又将是何种模样？

✎作者 | 易米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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