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21号,潜逃三年的吴谢宇归案了。
三年间,大众几乎忘了他的存在。
身边的人,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2016年2月14日,福州警方发现教师谢天琴死于教职工宿舍内,其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在家中安装了摄像头进行监控,放置活性炭吸附臭味,直到半年后尸体才被发现——
还是他主动打电话给舅舅,引导他去找的。
吴谢宇曾谎称出国留学,以母亲的名义借款140多万,买了30多张假身份证,逃亡期间白天从事培训,晚上在酒吧当男模,以多个身份活动……
这一切,都很难让人把他和那个自律、热情的学霸“宇神”联系在一起。
匪夷所思。
这几天,各种说法试图给出回应。
自称是吴谢宇前女友的人向记者透露,其弑母动机是被压抑太久。
还有心理专家分析,吴谢宇可能具有双重或多重人格。
在证实之前,Sir无法多加议论。
只是想到——
在恶发生,乃至审判之后。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去向恶叩问一个“为什么”?
如果要,又该如何叩问?
想到这些并非偶然。
而是一部剧正好和我们的现实呼应——
《我们与恶的距离》
The World Between Us
9.5分开局,9.5分收尾,基本锁定今年最高分华语剧。
故事的风暴眼,是一位叫李晓明的大学生。
平凡家庭生长的他,犯下一起震惊社会的罪行。
正在放映的影厅,他掏出自制手枪,对着观众随机射击。
9死,21伤。
更揪心的是,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动画片,被扫射的对象,大都是孩子。
开枪之后李晓明并未离开现场,警方赶到后立刻将他逮捕。
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
证据确凿,动机不明。
他为什么要犯下这样的罪?
直到大结局,问题依旧无解。
这是《与恶》的老辣。
它从不假装自己知晓了案件全部的原委。
而是始终以“不做定论”的立场,去理解卷入同一场风暴的不同的人,试图散射出悲剧的更多根源。
不批判,不对立,以作品开启对话。
Sir也毫不吝啬地给出五星——
《与恶》是一部展示真实世界运行逻辑和悖论的电视剧。
在善与恶,好与坏,黑与白之间,永远存在一片斑驳的灰色地带。
受害者与加害者,司法与民意,舆论与媒体。
有太多情节,我们似曾相识。
受害者与加害者
李晓明被逮捕的那一天,他的家人也被扣上“加害者”的标签。
他们每晚都会遭受骚扰和袭击。
有的来自受害者家属,有的只是无关路人。
要不是出了位“杀人犯”儿子,这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没钱没势,安分守己,勤勤恳恳。
父母卖掉房子,盘掉店面,想用来补偿受害者家属。
但只是杯水车薪。
他们来到灵堂前,想告慰死者。
却不敢走进那扇门。
这么多的人
我们要怎么道歉
我们要怎么赔偿
一家三口之后隐姓埋名搬到乡下。
窗户贴报纸,脸上挂口罩。
不见天日。
孩子出了问题,原生家庭脱不了关系,但是否应该承担所有罪,不得翻身。
在李母的印象中,晓明是一个懂事、善良的孩子。
看到邻居杀鸡,会捂住眼睛。
她后悔没有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多陪陪孩子。
但为了维生,全年无休,已经费尽力气。
失陪背后,是太多现实世界的不得已。
如果可以休两天
就有时间陪你们了
有愧疚,有自责,但更多的,是不解。
我的孩子,怎么就成了杀人犯?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李晓明被逮捕的那一天,宋乔安一家的世界也陷入崩溃。
她的儿子就是死亡的9人之一。
乔安当时本陪着儿子在电影院,她跑去外面喝了杯咖啡,想在工作和家庭的间隙中喘一口气。
偏偏枪声在那时响起。
从此宋乔安变了一个人,向自己和周围世界释放着“恶意”。
对同事刻薄,对家人疏离,对李晓明的家人充满敌意。
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试图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进入新闻行业。
却在哥哥行刑那天露出马脚。
宋乔安识破后,身为媒体主编的她,派人跟踪,曝光李晓文的身份。
我都没有办法走出去。
你凭什么重新开始?
那我儿子呢
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力吗
没有人该被要求成为圣人,也不该有不假思索的罪人。
谁是受害者,谁才是加害人?
这是《与恶》向我们展示的第一个悖论。
司法与民意
剧中另一个主要角色,叫王赦,是一名法扶律师。
“赦”,本义是宽免罪过。
人如其名。
他选择为杀人犯辩护。
他认为,解决伤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后跟预防。
而不是草率地行刑。
如果说我希望我的孩子
不要再遇到有人再做出
类似你犯过的罪
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过度理性的人,往往不被理解。
理想主义,总要处处碰壁。
几乎没有人站在王赦这边。
受害者的家属,朝他身上泼粪。
他的爱人,因为担心受怕,威胁如果他继续为“坏人”辩护,那就离婚。
到底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你有标准答案吗
谁有标准答案
无欲则刚,清者自清?
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难实现这样的愿景。
律师王赦,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角色。
他有真实的原型。
电视剧里的案件,取材自2014年5月21日的一起无差别杀人案。
21岁的东海大学大二男生郑捷在台北捷运江子翠站随机砍人,事件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是台北地铁开通18年来最严重的刑事案件。
当时为郑捷辩护的,是一位叫黄致豪的律师。
郑捷刚被枪决不久后,他在台北参加了一场“司法的快意与哀愁”系列座谈。
演讲的题目是,《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
谈及为什么要为杀人犯辩护,他回答:
对我来说,除了案件本身之外,这个案件的价值有二:
其一是检验出我们社会的病灶——我们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会变成今天这个下场?
第二个价值则在于,去测试我们的司法与人民感情的程度。
这也是《与恶》试图去追问的问题。
冲突在第五集被引爆。
经过不懈努力,王赦终于打开了李晓明的心门,同意和家人沟通,说出自己杀人的动机。
就在转机出现同时,法院为平息民怨,越过前面的51位死刑犯,提前枪决。
△ 现实中的郑捷同样也是被提前枪决
王赦崩溃。
不仅是他过往的努力统统白费。
更是他一直以来信仰的司法正义,几近摧毁。
你们都希望他死
大家都希望他死
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
讨好媒体的吗
这算什么民主法治国家
剧中有一个镜头让人揪心。
他望着象征正义的天平,内心天平剧烈摇摆。
程序正义和大众朴素的正义,常常发生抵牾。
但法律人要如何守住那根底线?
舆论与媒体
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试图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化名李大芝来到新闻台工作。
为什么选择做媒体?
她说她想让观众看到世界的全貌。
但当下的媒体,能够让观众看到事件乃至世界的全貌吗?
《与恶》想要质问。
编剧吕莳媛在剧本最初构想阶段时,并没打算探讨媒体的现状。
但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她访问的法官、律师、精神科医师、社工……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投向媒体。
他们觉得媒体的标签,媒体的报道,对这些事件里面的人,都是伤害。
于是,她加重剧中关于媒体与舆论的比例。
《与恶》花了大量笔墨,去展现当下正在变质的媒体环境。
以求快代替求真。
第一集,晚间新闻进行中,李大芝工作的电视台在播报一则发生在泰国的爆炸新闻。
重大事件,真实性未知。
跟,还是不跟?
越来越多电视台发出报道,上级也下达通牒:“要赢就是要抢快啊,没有抢先,观众就跑走了。”
宋乔安没顶住压力,跟风播报。
没过多久就被泰国办事处证实是假新闻。
媒体当然也不是上帝视角的全知者,也会有错信的时候。
但是什么样的环境,挤压掉了媒体核实、排查的必要时间?
反正假新闻又不是头一次
习惯就好
以标签代替立体。
剧中一个细节,宋乔安更改新闻标题。
比如“撞死女大学生”,她说不够吸引人,要改成“撞死高材生”。
是不是很熟悉。
正如吴谢宇的弑母案,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说法,便是“北大学子弑母案”。
骂标题党简单。
但别忘了,标题党也是媒体和读者的共谋。
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北大学生杀人”就是比普通杀人案听起来更像一条大新闻。
但在博眼球和新闻操守之间,底线在哪?
第二集,又一次发生挟持案,嫌疑人抱着一个脏兮兮的黑包闯进了幼儿园。
现场一片混乱,凑热闹的拿出手机拍现场,记者为了抢新闻随便找人访问。
不明所以的围观者开始贴上标签——
就是精神病啊
电视台就以各种夸张的词语跟进。
惊传精神病患挟持幼童
伤害的不止个人,更是群体。
在伤人的案件当中,只有百分之五的犯人罹患精神病。而在这百分之五当中,极少数是会攻击其他人的,大部分是攻击他自己的家人。
但媒体和舆论贴上的标签,将精神病患者约等于犯罪分子。
所以剧中李大芝才会对步步逼近的媒体发出这样的怒吼:
你们杀的人
没有比我哥少
群众的眼睛并非雪亮。
媒体的报道不总是客观。
片面、标签化的报道,时常鼓动着群众简单而极端的情绪。
凭一张牢照,认定是“强奸犯”。
凭一段监控录像,认定是“仙人跳”。
还没有可靠的证据,就开始言之凿凿地大加分析弑母者的动机。
这些事,难道不是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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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阿拉灯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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