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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一张脸的中国城市，常常让我认不出来

作者：新周刊来源：新周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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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城市的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图/全景

在一波波城市化浪潮中，我们多年积累的城市记忆渐渐消散。

“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一个样子，只用了20年时间，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

几年前，在一个名为“何去何从”的中国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上，作家冯骥才撂下了这么一句狠话。

随着以城市化为依托的现代都市文明摧枯拉朽般在中国版图上蔓延，传统的城镇形态正在迅速瓦解。

以《俗世奇人》《神鞭》等著作闻名的冯骥才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守望者的代表，但无论冯骥才们如何痛心疾首，那个容纳着泥人张、刷子李的故园都在慢慢消失不见，中国“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似乎已成现实。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对于这段异国经历，海明威在书中写道：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图/pixabay

如果将巴黎比喻成一席流动的盛宴，那中国的诸多城市则是便利店里批量生产的方便食品，它可以在某些时刻为“996”的都市年轻白领提供温暖和庇护，但也仅仅限于简单充饥和短暂停留。

就像你很难讲出711、全家、罗森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一开始兴致勃勃地咀嚼之后，是不知身在何处的失落与难以融入的孤独。

如复制粘贴般拔地而起的中国城市群，已然失去了本雅明口中的“灵韵”，而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建筑作品。

在建筑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简·雅各布斯批评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城市规划：

“文化中心无力支持一家好书店；人行道不知所终，也不见散步的；快车道让城市伤痕累累。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后起的中国来说，亟需回答的是：“千城一面”是否是现代化过程中命中注定的“劫数”？中国的城市化又能有多大机会劫后余生？

我们很难一眼分辨出这是哪座城市。图/全景

每个城市都想成为北上广深

说到中国的一线城市，所有人都知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但要问起未来有哪些城市可能成为一线城市，就有些说不清了。

这就像中国的大学排行榜，top2的有两所，top5的就有十所了。没有几个城市有实力成为一线城市，但几乎所有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做过荣升一线的大梦。

成为一线，几乎是所有城市的目标。图/郭友柏

小城市，大都市，大小二字在中国城市之间硬生生划出了一道阶层鸿沟。对于每一个试图逆袭为一线大都会的城市来说，只有先做大，才能再做强。

城市宣传片和房地产广告是窥看这种心态再好不过的两个路径。现代化、国际化是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目标，至尊豪庭、奢华名邸则是它们的自我定位。

可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北上广深甚至纽约、伦敦、巴黎为蓝本，每天划水的东方威尼斯早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的野望，它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哪座城市没有几个叫XX豪庭的小区呢？图/WiNG

对于后来者而言，一线城市的软实力内核短时间内无法复制，外在的城市规划与建筑便成了各地争相学习的对象。

不断切割天际线的摩天大厦、巴洛克风格配上宋体加粗的政府大楼、耳机线般纠缠的高架天桥、宛如摊鸡蛋灌饼的城市路网、千篇一律的行道绿植以及夜夜广场舞的音乐喷泉广场，都几乎成为全国城市建设的标配。

是否协调、美观并不在这些城市规划的考虑范围之内。与其说这是一场争夺一线城市入场券的百城大战，不如说是一次貌合神离的模仿秀。

鸠摩智的小无相功耍得再好，终究不是七十二绝技。

摩天大厦建得再多，探究城市文化的人还是往老胡同里钻。图/pixabay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的暧昧态度，也产生了不断拆除近现代建筑、又不断新建仿古建筑的迷惑风潮。

在玻璃幕墙的写字楼上加个木头盖子的土味中国风已是近年来见怪不怪的常规操作，各地的仿古街早就成了哄骗外地游客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

至于缺水的西安再造“八水绕长安”，湖南再造“凤凰古城”，河南开封重造“北宋汴京”等新闻也屡见不鲜。

上月底，聊城、大同、洛阳、韩城、哈尔滨五地还因破坏历史文化遗存和过度商业化而被住建部通报批评，并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被撤销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没追上北上广深又丢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根基，千城一面的背后是中国城市规划的进退失据。

屡陷风波的凤凰古城。图/蒋仕恒

谁的城市？

大拆大建的多快好省城市建设理念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开始推行新政，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为振兴经济、解决大量失业人口问题，罗斯福政府开始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当时主持纽约建设的罗伯特·摩西只会三板斧：城市郊区化、建筑现代主义化、着力建造城市地标。

这一做法让纽约像今天的北京一样通过不断吞并周边地区而实现爆炸性扩张，原本联系紧密的社区也被割裂开来，为了维持城市内部的基本沟通与交流，高架桥和高速路又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纽约天际线也成为一种城建蓝本。图/pixabay

今天中国的千城一面并不单纯是各地市拍脑袋决策的历史偶然，它始终没有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牵动。

欧美国家依靠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建立了对于城市审美的话语霸权，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构成了中国城市建设者对于现代化城市图景的全部想象。

可是如果对这些大都市样本不假思索的照搬，甚至混搭，只会导致水土不服的尴尬。

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上海的老弄堂，广州的骑楼，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小青瓦，这些样式各异的建筑形式迅速被火柴盒式楼盘、封闭的住宅小区、规模宏大的CBD、大学城和开发区所取代，形成了一块块各自为政的缺乏烟火气的单一功能区。

我们只能在影视作品里回味那些不一样的城市。图/《长恨歌》

在一波波城市化浪潮中，多年积累的城市记忆与城市认同一触即溃。曾经在美国城市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如雪崩再来。

扬·盖尔在《人性化城市》一书中指出，

“‘人性化维度’就是在城市规划设计中重视人们行走站立、坐下、观看、倾听及交谈的维度，然而人性化的维度在几十年来忽略、忽视、逐步退场”。

从最初的两车道到如今的八车道、十二车道，日趋宽阔的机动车道也越来越限制着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活动空间，绿地被浇上水泥变成徒具象征意义而几无片瓦遮身的大广场。

道路首要服务于车，其次才是人。图/pixabay

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统摄下，公共空间、步行活动和居民聚会活动被远远地驱逐出去。人们与城市打交道的方式是机械的、生硬的，想要靠肉身丈量城市变得困难重重。

城市规划与建设一旦失去了以居民日常生活为中心的温情与柔软，千城一面就成了注定的结果。

在批判千城一面的同时，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对于这一批判本身的批判。随着社会原子化的加剧，传统的城市建筑往往在融入现代生活时显得捉襟见肘。

北京的四合院大而无当难以铺设管线，广州的骑楼、上海的弄堂需要与人共享厕所，砖木构造脆弱并且隔音效果奇差，鸡犬相闻。

当然也有人投入大量资金对这些传统建筑进行改造，但它们大多只能成为被圈养的旧生活样本，供游客和网友凭吊与追昔。

老城区除了温暖记忆，破败不便也是实在的问题。图/Snowyowls

香港大名鼎鼎的九龙城寨被拆毁时同样引得局外人的慨叹和惋惜，诸多学者、艺术家、作家曾被它混乱的魅力征服。

可是对身居其中的人们来说，暗无天日的街道、令人作呕的卫生环境、盘根错节的管线、担惊受怕的治安都是他们生活的痛苦根源。

浪漫的怀旧，也许是一种不必面对历史而产生的轻佻感情。当外人叹息于这块化外之地的消逝，九龙城寨的主人们却终于能在阳光下开始新的生活。

对于有着漫长历史的中国来说，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求取传统与现代间的平衡是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些城市也正为这一中国城市化困局提供别样的解题思路。

1993年的九龙寨城。图/Ian Lambot

何去何从

1992年10月1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问苏州。

由于是第一次访华，安排紧凑，留给苏州的时间只有半天，然而这半天的游览仍然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李光耀再次踏上苏州的土地，这次他是带着苏州工业园的计划有备而来。

参考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经验，苏州市在古城的东面另立新城。以老城接续历史，以新城面向未来。面对拆与建、传统与现代这两对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苏州方案在其中显得游刃有余。

跳出了许多城市先拆迁后保护的老路，新旧并立的苏州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居住者对于现代生活的需求。

无论是外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白领，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苏州。

苏州的个性仍然留存着。图/AlexHe34

隔壁的浙江乌镇走得要更激进一些。1995年的乌镇，是这样的：

“东西栅破败凄凉，剩几户老人，听评弹，打牌，河边衰墙边停着垃圾堆、鸟笼子、还有家家的马桶，年轻人走光了。

那种没落颓败，味道是好极了，我原是江南人，走走看看，绝对怀自己的旧，可是全镇完全被世界遗忘，像一个炊烟缭绕、鸡鸣水流的地狱”。后来画家木心也从美国悄悄回过一次乌镇，留下一句“永别了，我不会再来”。

世纪之交，因村民生火做饭引发火灾，时任桐乡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向宏被派往乌镇安置灾民，随后接手乌镇的开发。

谁也没有想到，一把火却给原本行将就木的乌镇烧出了一片未来。

与其他古镇开发者以现代材料兴建仿古建筑的思维不同，陈向宏以四处搜罗周边古镇拆迁留下的建筑材料的方式实现了乌镇的修旧如旧。同时辅以整体搬迁、限制回流和集团化管理，保证了乌镇的标准化管理。

古老的乌镇，能藏下现代人的生活。图/Evilbish

乌镇的秘诀在于一个“藏”，无论是容纳千人的会议厅，五星级的旅店还是新建的木心美术馆和乌镇大剧院，其现代化的内核统统被藏在了古旧的老城之中，避免了对于古镇整体氛围的破坏，满足了人们对于江南小桥流水的想象。

但从乌镇戏剧节到茅盾文学奖再到互联网大会，可以看到重生后乌镇的眼界不再止于小桥流水。

而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平遥也交出了属于它自己的答卷，作为保存最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也是中国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两座古城之一。

通过三线入地，平遥古城拆除了城内突兀的电线杆，并对古城的内电线路和排水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和修缮，在提高城内居民现代生活质量的同时恢复了古城的风貌。而先后设立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平遥国际电影节也为千年平遥注入了现代艺术的灵韵。

平遥古城的新生。图/pixabay

当然，这些新生活样本仍然仅限于中小型城市，在那些体量更大的超级城市中，如何在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同时以独特的面貌被体认，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千年前苏轼写“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千城一面的新城市生活固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败落的老城已然不足以年轻人的避风港来稳住生活的风浪。

至少目前来看，对于千万离家打拼的他们来说，背对回不去的故乡，面前迷宫般的大都市或许才是能让其藏身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