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该如何过好一生？

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少数派

那一年，20岁的沈从文从凤凰乡下抵达北京，在一家小客店里填写入住表。17岁的上海高三学生张爱玲放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

那一年，19岁的傅雷告别母亲与亲友，和几百名旅客一起，登上了法航公司的邮轮。22岁的李济，经历清华120进57考试“海选”，开始赴哈佛大学留学。

在那样一个“Confused period”（模糊阶段），一切都在摸索中，新的旧的混杂在一起，没有人能确定未来是什么。但有一群青年孤勇地走在了前面，决意要拨开时局、父辈命运笼罩着的层层迷雾。

他们中，有为实现自我价值踽踽独行的人，如中英文切换写作、高产得惊人的张爱玲；一辈子没交过“五险一金”的自由职业者傅雷；从湘西来北漂的文艺青年沈从文……

更有为救国不断奔走的人，如缔造新北大、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大龄海归蔡元培；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调和国共矛盾的梁漱溟；为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差点倾家荡产的“京城四少”张伯驹。

蔡元培

尽管时人不看好辛亥革命成功，也同样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乍起乍落的“游戏”，“数年之后，人必厌之，即可冀其消灭也。”

但一百多年时间过去后，当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的极少数派，在年少时就无时不在参与重构的青年们，却已成为当时时代的代名词。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

退回到个人，这些青年其实并非什么完人，傅雷生性暴戾，张爱玲自闭易受惊吓，钱锺书笨拙生活能力差。

但他们却是拥有了赤子心的“真信者”，在其各自不同的领域——思想文化上、考古、文物收藏、文学上，日复一日地耕耘。即使垂垂老矣，心里却始终有牵挂。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胡适有他一生念念不忘的北大“十年计划”；李济有五次寻找未果的“北京人”头盖骨；张伯驹宁舍自己性命都不愿变卖平复帖；而钱锺书呕心沥血书写了十年《管锥编》。

胡适

也正因这份深深的羁绊所牵引，他们寻觅到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一次次的“奔现”、“面基”后，逐渐心心相惜、传递精神。稍长的前辈总要贴钱贴力，帮扶身处困顿的“新生代”。

蔡元培每月花300元重金，聘任鲁迅做“特约著作者”但不要求其完成任何工作；鲁迅转而接济了流离至沪的萧红和萧军，提携其将作品发表在各种刊物上；而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曾为支持李济去新郑考古，凑了200元经费。

当郁达夫推开小屋门看到瑟瑟发抖的沈从文时，后者正四处碰壁、失业窘迫。他随手把自己的围巾摘下，给沈围上，又拿出五块钱请他吃饭。临走还把剩余三块多送给沈。

郁达夫

从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会面、夜谈中，能窥见当时青年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杨绛先生曾深情地回忆。十来个朋友聚在一起，从法国文学，到普希金的枪伤，英国诗歌里的布谷鸟……几个钟头不知倦意。

有人将五四比喻成席卷时代的“天上大风”，风未必吹到所有角落，但经此一震荡（一旦核心内容形成、价值层级确立），它就一直像风一般来回吹荡着，不停地发挥着各种影响。

风过后，“风”里的风骨和体面，却不曾弄丢，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

“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从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

这是黄永玉回忆自己见到晚年张伯驹的场景。

梁漱溟吃素七十余年，坚持每天静思。他讲究“情贵淡，气贵和”，喝白水，不大喝茶，因为茶有兴奋性。饮食清淡，做菜时用盐都加得很少。

梁漱溟

李济从六十岁起坚持多动，“早期写稿，八时去北海散步习拳”，“午饭后游天坛，出其后门回家”。生前最后几个月，他还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

“先生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坚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准备好在桌上的青铜器，深情专注，而且不厌其烦……”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几年前他还在讽骂胡适白话诗的杨钧，后来却将这句话郑重印在胡新诗集书前。当一百多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些可爱、鲜活的民国人物时，它亦是一句对其最深情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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