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退位：天皇也是普通人

4月1日上午10时40分（北京时间）左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正式宣布，“令和”将成为“平成”之后的日本新年号，该年号将于5月1日新天皇即位时进行更换。

1945年8月14日深夜，当裕仁天皇困坐在东京宫城内的表御座所，以声调古怪的“玉音”朗读宣布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时，11岁的皇太子明仁正在枥木县西北部的日光汤元温泉，由侍从和护兵严加保护。

根据1945年4月制订的“决号作战”计划，一旦美军在本州岛登陆，近卫师团的“94式”轻装甲车将护送皇太子前往长野县松代町的后备大本营，与天皇夫妇、6个弟妹以及象征皇室正统的镜、玉、剑“三种神器”会合。而倘若裕仁执意要在东京负隅顽抗，一旦他的死讯确认，刚读小学五年级的皇太子将在密布着地下坑道的松代行践佐礼，在陆海军高层的挟持下，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与8000万国民一道“玉碎”。

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最终改变了这一切。但对亲身经历过1945年那个漫长夏天的明仁来说，他从11岁起就必须和三项重大主题联系到一起——日本在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行径以及它在战后拥有的自卫权利的边界，宪政体制下政府与天皇之间的关系，乃至大众政治下天皇这一角色本身的再定位。

1945年，11岁的明仁（图 | wikicommon）

而他大半生的个人经历和公共作为，正带有强烈的革故鼎新色彩：1946～1950年，明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受美籍家庭教师熏陶的皇太子；1959年，他迎娶了皇家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或旧贵族家庭出身的太子妃；1975年，在造访冲绳时遭遇左翼极端分子投掷燃烧瓶后，他公开表示：“战争给冲绳居民留下的伤痕，以及他们对和平未来的渴望，应该得到正视。”

而在1989年正式即位为天皇后，明仁更是在反省战争历史、促进日中友好、谨慎对待安保权扩张等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从而与他那位角色复杂含混的父亲拉开了距离。当天皇夫妇在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亲赴千叶县灾区慰问民众，并以罕见的电视讲话形式勉励国民“不要放弃希望，互助互爱，坚强地生活下去”之后，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尊敬率上升到了34%，为1945年之后的新高。

2019年4月30日下午，这位带有改革家色彩的天皇正式退位，成为日本皇室200年来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三年前，明仁通过NHK向国民发表视频讲话，公开申明：“年龄增长让我倍感体力低下，我因而开始思考，如果今后我难以履行以前那种重要职责，那么我本人应当如何自处。”“一旦考虑到身体正在逐步走向衰弱，便担心自己很难再像现在这样，全心全意起到‘象征天皇’的作用。”

明仁天皇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透露出想要“提前退休”的意愿

这段讲话中流露出的“生前退位”的意向，对现行的《皇室典范》第4条关于“天皇驾崩时，皇嗣立即即位”的规定构成了挑战，以致日本在2017年6月专门通过了天皇退位的特例法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天皇退位的仪式流程。考虑到新任天皇德仁亲王并无男性后嗣，对《皇室典范》中涉及退位和继承权条款的修改，甚至可能使绝迹200多年的女性天皇在21世纪的日本再现，愈发引人关注。

不仅如此，鉴于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正汲汲于推进对宪法第9条（关于自卫权问题）的修订，天皇突然提出“生前退位”问题，势必使短期内的修宪重点转移到涉及天皇继承和权能代行问题的第2、第4、第5条上来，从而给自民党当局的政策布局带来变数。而亲身经历过两部宪法、两部《皇室典范》和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明仁在生命最后岁月做出的这次抉择，将为1947年昭和宪法颁布以来殊少变动的日本君主立宪传统奠定新的方向。

复杂的“生前退位”

始于公元前660年（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元年）的日本天皇制度，以其长达2000余年的“万世一系”、继任者始终出自同一家族而著称。但倘若考察每一天皇的在位情况，则前后125代天皇中竟有60余人系在生前退位，成为隐于幕后的上皇（太上天皇）或法皇（出家为僧）。

早在645年，在“乙巳之变”中失势的皇极女天皇（日本第二位女天皇）就被迫让位于其弟孝德天皇，开天皇生前退位之先河；不过在孝德病逝后，60岁的皇极再度登基，以“齐明天皇”为号继续执政6年多，又开创了天皇二度践祚的历史。1817年，46岁的光格天皇让位于其子仁孝，退居京都的仙洞御所，成为明仁之前最后一位在生前退位的天皇。有观察家认为，明仁之所以选在2016年提出生前退位意向，即有在光格天皇让位200周年之际成为太皇的隐含意味。

天皇生前退位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出现竟如此频繁，与此际的政治现实大有关联。古坟、飞鸟时期（约3世纪中叶至710年），天皇的政治与宗教权威每每遭遇氏族豪门的挑战，被称为“日本董卓”的苏我氏甚至曾经暗杀崇峻天皇以及多位皇子，使天皇成为纯粹的橡皮图章。

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大权又落入外戚藤原氏执掌的摄关（摄政关白）之手，天皇除宗教角色外可置喙现实政治的机会甚少。而平安时人习惯上认定“天皇崩御”乃是不祥之兆，故一旦现任天皇被确诊命不久矣，往往会提前传位给皇嗣，以上皇的身份死去。醍醐、一条、后朱雀三位天皇都是在病入膏肓之际宣布退位，一周内即告死去；后一条天皇由于病亡过于仓促，甚至在死后还举行了掩人耳目的让位仪式，宣布其子后冷泉天皇已经即位，随后再以上皇名义发丧。

进入平安时代后期，天皇逐渐不满于藤原氏的专横，开始尝试将执政权由外戚集团（皇族母系）收归到皇族父系手中。此际日本的国家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上皇的权责并无明确规定，退位为上皇者依然可以如在位时一般，从居住的御所（称为“院”）发布宣旨、组建政务机关（称为“院厅”），且受外戚摄关的牵制较小。因此在生前早早退位、以上皇的身份行使“院政”对抗摄关集团，就成为天皇重回政治舞台中心的一种手段。

年富力强的后三条天皇在即位仅仅4年多之后就宣布退位，首开“院政”先河。其子白河天皇更是在退位后继续行使“院政”长达42年之久，与藤原氏相抗衡，其间的三位在任天皇不过是政治摆设。白河上皇首开院厅、封设百官，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北面武士”，甚至一度出家为法皇、借重神社和僧兵的力量对抗藤原氏，因此也被称为“治天之君”。在他去世之后，其子鸟羽上皇与其孙后白河上皇继续以“院政”的形式操控实权，延续至1192年镰仓幕府正式建立。“生前退位”作为行使院政前提的模式，也在此际达到高潮。

镰仓时代（1185～1333）中前期，上皇在幕后行使院政的模式为幕府所默许，两者大体相安无事。但当后嵯峨上皇于1272年去世后，出现了后深草与龟山两位上皇（均为后嵯峨上皇之子）争夺“治天之君”地位与院政执掌者的风波，史称“两统之争”。经幕府居间调停，两统达成妥协：后深草（持明院统）与龟山（大觉寺统）两系的子弟可轮流出任天皇与治天君，但须挑选另一皇统的子弟作为继承人，有异议时则由幕府仲裁。如此，天皇与上皇之位进入了两统“轮流坐庄”的模式，一直维持到1336年再度分裂。

此后日本进入长达56年的南北朝时代，院政的中心地位逐步被亲政的年轻天皇所褫夺，最终又落入室町、江户两幕府的将军之手。1615年德川幕府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之后，天皇的日常工作被明确限定为“诸艺能之事”，天皇乃至上皇从暗处干预朝政的可能被一并取消。如此一来，再行“生前退位”、以退为进之计变得缺乏意义，故而在光格天皇于1817年退位、1840年去世之后，日本的院政传统中断已有近两个世纪之久。

正是因为皇统继承问题和上皇“院政”的存在在历史上造成了大量混乱，当日本帝国在1889年2月颁布第一部宪法和《皇室典范》（通称旧《皇室典范》）时，干脆从源头上否定了上皇这一存在，规定“天皇崩逝之后，皇储立即践祚、继承祖宗神器”。换言之，皇位更迭仅能在天皇去世时发生，天皇成为终身制职务，不允许生前退位。

不过考虑到天皇可能因年幼、健康等原因或意外不能视事，旧《皇室典范》也在第19条规定：“天皇未及成年之时，可设置摄政。若天皇经历长时期故障、不能亲行大政之时，可经皇族会议与枢密顾问会议而设置摄政。”第20和21条则规定：“摄政须由已经成年的皇太子或皇太孙担任。”“若当时并无皇太子或皇太孙，或其年龄未及成年，则摄政担当者的顺位依次为：亲王及王；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内亲王及女王。”

除去概率极小的意外情况外，所谓“摄政”的实际意义，仅仅在于使已经成年的皇嗣在父皇无法视事时提前走上前台。明仁之父裕仁（昭和天皇）便是在1921年11月25日，以摄政的身份代替因脑膜炎后遗症行为失常的父亲大正天皇处理国务，直至1926年底后者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旧《皇室典范》关于继承和摄政问题的规定，在1947年颁行的新《皇室典范》以及《日本国宪法》中大体得到沿用。新《皇室典范》第4条规定：“天皇驾崩时，皇嗣立即即位。”关于摄政设置一事的章节则与旧《皇室典范》完全相同。

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等于将1889年以来的惯例整个颠覆。无怪乎尽管今日天皇的作用早已不似旧帝国时代那般重大，但“提前退位”一事在政界和民间依旧造成不小的舆论激荡。

天皇与宪政：曲折的探索

明仁在1933年12月出生之时，日本尚处在旧《皇室典范》与旧宪法仍具备效力的年代。天皇除去身为神道教的“现人神”外，还拥有包括自行立法、缔结条约、官职任免、统帅、戒严在内的一系列“天皇大权”，地位明显高于典型的欧洲立宪君主。旧《皇室典范》的相关规定亦独立于宪法典，不受议会钳制。尽管基于明治以降的政治惯例，天皇直接干预行政机关决策的案例屈指可数，但在对外战争等重大决策中显然无法轻易卸脱责任。

而明仁在童年时代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也带有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一致的军国化色彩：就读由退役海军大将山梨胜之进任校长的学习院初等科（裕仁本人当年的校长是日俄战争名将乃木希典），向内舍人信国铁藏学习剑道，并在10岁时自动具有了陆海军少尉军衔。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的记忆并不美好：1945年春天，学习院初等科的校舍在美军空袭中被毁，他本人也被迫疏散到奥日光乡间，东躲西藏。一定程度上，明仁的和平主义和反战倾向在少年时代即已奠定，并直接影响到他在即位之后的政治态度。

意义更为重大的是1947年颁行的新《日本国宪法》，即通称的战后宪法。该宪法剥夺了天皇在旧体制下拥有的立法、行政干预、军事统帅等绝对权力，仅规定其为“日本国之象征，亦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系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之意志为基础”（宪法第1条）。

而新《皇室典范》的内容和修订也不再独立于宪法典，而是与宪法本身一样须经国会审议与批准。出于与旧体制保持距离的考虑，战后宪法甚至不曾明文规定天皇为日本的国家元首，仅仅使用了“象征”这样含混的字眼，从而使日本天皇成为当今世界权能最小的立宪君主之一。

但这种法理意义上的“象征角色”，仍须由具体的个人来担当，而明仁的父亲裕仁显然不是一个适宜的形象。新宪法的突出特色是与旧宪法所代表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侵略扩张历史做出切割，但昭和天皇本人恰恰是旧传统、旧历史的直接受益者和长期象征物。尽管美国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并未废黜裕仁，甚至使他成为战后宪法的颁行者，但并不足以使裕仁从左右两派的长期论战和“二战”胜利国民众的情感记忆中解脱出来。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萝尔·格鲁克（Carol Gluck）在其著作《日本的现代神话》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仅仅把旧帝国的白军服换成黑西装和礼帽是不够的，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把同一位天皇粉墨涂饰一番，就宣称他已经变成新日本国和国民团结的象征了。因为人还是那个人，他并不知晓如何做出不同的举动。”

相比之下，1989年才即位的明仁背负的历史欠债比其父亲要轻得多，这使得他可以真正行使起天皇作为象征物和民意团结载体的角色，并完成由历史向当下的过渡。他的平民化婚姻以及称“我”而不称“朕”的表态，都是对过去数百年日本皇室政治传统的更新。

影响更大的则是明仁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态度——1990年，他亲自前往长崎，声援因发表“（昭和）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言论而遭到右翼分子枪击的市长本岛等。1992年10月，天皇夫妇借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机首度访华，在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公开表示：“在两国交往的悠久历史中，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此次我们访问贵国，如能作为一个契机，使两国国民作为友好邻居向着未来共同迈进，我将感到无比高兴。”

随后20多年中，天皇在历史问题上始终保持了严肃诚恳的态度，特别是在2015年8月“二战”结束将满70周年之际，他本人在谈话中使用了“在回顾过去、对先前战争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殷切期盼战争惨祸不再重演”的字眼，与首相安倍晋三8月14日那番不合时宜地宣扬“近代日本的崛起之于亚洲历史的正面影响”的谈话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角度说，天皇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日本政坛舆论导向右转的对冲，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明仁本人一直试图在积极意义上行使战后宪法赋予他的“象征天皇”职能。访问冲绳“姬百合学徒队”慰灵碑，频繁探访火灾、地震和台风灾区，并在2013和2016年两次采用对民众发表电视讲话的方式阐述个人观点，都是前代天皇中鲜见的个案。作为对比，其父裕仁在位63年，仅仅在1945年战败之时发表过“玉音放送”。这类讲话和慰问，在性质上已不同于旧宪法下居高临下的“巡幸”，而带有“皇室常与国民同在”，勉励全体日本人继往开来、共同面对现实问题的意味。

明仁天皇夫妇年事已高（ 图 | 路透）

明仁“生前退位”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自认为在两度接受重大手术（2002年切除前列腺、2012年心脏冠状动脉手术）之后，体力衰弱，已不足以负担繁重的日常公务和礼仪角色，但天皇的象征作用又相当关键——它负担着“让传统重新绽放于现代，生动地内化于社会之中，持续满足人们的期待”的三重角色，不容怠慢，故而只有请国民理解他的苦衷。

另一项多少不便说出口的考虑是，历经了以个人努力巩固和更新战后日本政治传统的30年，日本如今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多少令明仁感到力不从心。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不可逆转，经济增长30年的停滞，以及在安全环境方面感受到的现实压力，正在使整个日本社会陷入渐进的保守化和焦虑，这种趋势是天皇无法以“象征”的身份逆转的。

同样令他忧心忡忡但又无法遏止的，还有首相安倍晋三在“国家正常化”名义下追求伸张安保权利的布局。天皇本人曾经接见过前往伊拉克参与重建任务的陆上自卫队员，但对安倍大幅度修正宪法的企图始终出言谨慎。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明仁在2016年“生前退位”讲话中再度强调“象征天皇”这一概念，直接用意便是否定右翼修宪人士将“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这类复古表述重新纳入宪法的企图。

作为普通人的天皇

应当指出，在“国家象征”“国民统合的象征”等公共表述之外，天皇乃至皇室成员的个人情感、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问题，往往受到限制和忽视。天皇没有姓氏和户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自由迁徙，亦不得随意卸脱宪法赋予的外事和礼仪职责。2013年4月，明仁前往长野县的千曲市做了一次两天一夜的短途出游，居然成为相当轰动的新闻，原因是这是他即位23年以来第一次自行选定目的地的非公务寄宿旅行。

皇室成员在择业、婚姻等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同样非常人可想。故而在明仁“生前退位”讲话发表后，足足有85.7%的民众对天皇的苦衷表示理解，有89.5%的受访者认为天皇公务负担过重（据共同社民调）。但同样有以右翼团体“日本会”为首的势力认定这番讲话是“破坏国体”之举，舆论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与退位问题具有直接关联的，便是随之产生的皇位继承权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年号改为“令和”。德仁现年59岁，只有一个女儿，并无男性后嗣。鉴于现行的《皇室典范》第1条明文规定“皇位及皇统只能由天皇家族之男系男性成员继承”，秋筱宫文仁亲王（明仁次子）是唯一一位有男性后嗣的皇室男系成员。但受新《皇室典范》第9条的限制，德仁并不能收文仁之子悠仁作为养子、以之继承皇位和皇统。

换言之，德仁在自身的继承人问题上只有两项选择：或者恢复古代已有的先例，使女性继承皇位的权利合法化，从而为自己的女儿爱子内亲王成为近代日本第一位女天皇铺平道路；或者采取某种方式，使文仁之子悠仁成为在他之后的第一顺位男系男性天皇继承者。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必须对现有的新《皇室典范》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并忍受左右两派公众舆论的反复检验和质疑。

德仁9岁生日照片，旁边是他的父亲明仁（图 |毎日新闻社）

鉴于皇室家族在最近50多年里总共只诞下了悠仁一名男嗣，即使德仁—文仁这一代的继承问题可以通过修订《皇室典范》的方式获得解决，未来几十年间，天皇家族仍有极大的可能出现男嗣断绝的情况。因此，从2004年起，日本内阁就设置了“皇室典范有关规定咨询委员会”（日文汉字写作“有识者会议”），探索可能的对策。

呼声较高的方案之一是将女性天皇的地位合法化，但面临保守派和皇室内部的压力；另一方案则是恢复皇室男系成员传统的一夫多妻制，使亲王侧室所生的男嗣具备继承权，但显然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火上浇油的是，德仁夫妇在日本民众中的形象并不见佳——新皇后雅子因为罹患严重的适应障碍症，长期深居简出，甚少参加公务活动和公众祭祀，与明仁天皇夫妇亲民、开朗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为相当一部分日本公众所不喜。2013年初，老资格的宗教学者和评论家山折哲雄甚至在《新潮45》杂志上撰文，公开呼吁德仁放弃继承权、隐居到京都，以免破坏明仁天皇毕生致力维系的国民与皇室之间的良好关系。由此可见，即使明仁的“生前退位”程序已圆满完成，未来几十年内日本皇室仍不免要为继承权问题继续困扰。

日本德仁天皇即位后发表首次讲话 （图 | NHK）

对秉持“天皇神圣”观念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而言，天皇退休显然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但对一般国民来说，这更近似一个鲜活的普通人形象。在未来，围绕“女系天皇”问题产生的讨论，还将使日本民众对女性权益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审视和理解。时代的趋势，将使日本公众越来越多地正视天皇作为普通人的诉求和喜怒哀乐，并像明仁所言：“让象征天皇之作用永不至于半途而废，永远安定地持续下去。”

（感谢胥振铎提供明仁讲话全文翻译稿。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7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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