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最为传奇的开拓者,干了三件神乎其神的大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第一件事,90年代用罐头换了5架俄罗斯飞机,赚了1.6亿。第二件事,上世纪末花了一两个亿开发西伯利亚,建立满洲里最大通商口岸。第三件事,提议炸喜马拉雅山,想让大西北变江南。
在当时市场经济的规则、政策、法律都不健全的环境下,牟其中入了三次狱。2016年第三次出狱后,75岁的他又开始创业,表示要再干20年。一代先锋,风霜上鬓,满身豪情,宝刀未老。
以下为潘石屹对话牟其中实录精编,正和岛作为凤凰网视频合作方经授权发布。
作 者:潘谈摄影间
编 辑:林红瑜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潘石屹:牟老,在这一代企业家里面,我心目中最传奇的人就是你了,最早听到你的故事,就是用罐头换飞机。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和经历?
牟其中:我要求四川航空委托我买飞机。90年代川航没钱买飞机,它跟我一样,只有一张营业执照,出差费都不付。
那个年代,飞机、发卫星都是俄罗斯干的。我们中国民营企业那么小,怎么干得起来呢?
因为整个俄罗斯动荡,轻工业也不行。他老资本家全死完了,只知道产品不知道商品,从来不知道商品有价值。而1991年大积压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什么都卖不出去。
危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物极必反。只要产生危机,就一定会产生机会。我们就和俄罗斯定合同,写清楚我用多少东西换你多少飞机。
合同里边关键一条,我们俩同时发货。他有四架飞机,还有一架飞机的零部件,从莫斯科发货。他派个工程组在这监督我们,我们派个工程组在那看着发飞机。
搞飞机以前,我跟北京市工商银行谈好了,说有一架飞机要抵押给它。产权证一提下来,我拿去给北京工行,贷出来六千万。
开往俄罗斯的第一趟专列,发的是热水壶瓶胆。俄罗斯没有瓶胆,他们从来没见这个东西。
俄罗斯的飞机飞过来,落地只要八小时,我的货发了五年。因为那时候,全国每个月开往苏联的货运专列只有40列。我无论怎么走后门,请人吃饭,送钱、送礼,能够给我们安排一个专列就不得了了。
我们就不停地发,按照合同来执行,竭尽全力,发完就是一架飞机。什么东西都发,一般都是吃的穿的。罐头也有。
我们在发货换飞机的时候,王石刚开始在深圳做贸易公司,还不认识我们。可能公司有一人碰见王石了,找他买了罐头。王石说发了20头牛肉,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当时钱也是我付给王石的。后来他开玩笑说,老牟你啊,为什么要延期三个月才付给我。
为了换飞机,我发货发了五年。我这都延期五年了。评估报告上写的,换飞机这事,赚了1.6个亿,公安部搞的调查(评估)。
潘石屹:第一次把你抓起来的罪名是什么?
牟其中:我第一次被关起来,是因为反革命罪。
当时我们写了篇文章,叫《中国向何处去》,得出了今天仍感到骄傲的结论:中国的出路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
现在看真不得了。1975年发表完这篇文章,我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总共七个人给判了死刑,上了布告,准备枪毙了。
然后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立刻派了一个工作组,直接从北京赶到关押我的地方,把我放了出来。我们感激三中全会。
放我的时候,工作组传达了中央的话,希望我们这几个年轻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他们要求我建立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1980年,万县市工商局规规矩矩地发给我一张营业执照,是法人执照,不是个体户。
我立马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卖了300块钱,开始实验。
潘石屹:您曾经说是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这个事情我估计就是个想法。可是通过电影,大家都知道了。
牟其中:这个事我不能够贪天功为己有,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个犹太科学家发现的,说在喜马拉雅山炸个洞,把印度洋暖流引进中国,整个大西北会变江南。
外边把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搞错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缺水的国家,仍然如此,到处找水,很多问题。
当时我跑遍全国,看见很多土地逐渐沙化,翻到这个说法,觉得很有道理。那我真的就下了功夫,把中国所有的水利专家几乎都请来了,包括胡德平。还有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
为什么和他发生联系呢?因为研究过程当中,牵涉国际合作的问题。他是当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管水这一方面,也把他请来了。
那是工程技术问题,他们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请到几十位专家就干这个事。当时他们穷得不得了,工资几十块钱,一百块钱。我给他们发红包,开一次会三百块钱。
最后我被抓起来了,又把我抓起来,就没干成。所以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被扭曲成骗钱。
潘石屹:牟老,就是您做了这几件大事之后,还要开发满洲里,我记得这个事情,当时好像也是议论纷纷的。
牟其中:经过长期研究,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开放竞争还有缺陷,就沿海开放,没有沿边开放。我在1989年写了一份报告,叫《历史的机会和我们的选择》,我选择了满洲里。
美国有钱,中国有需求和劳动力,俄罗斯西伯利亚,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资源。西伯利亚有27种自然资源是全世界第一位的。全世界第一位的不是非洲,是西伯利亚。
整个西伯利亚冰天雪地,1993年我南下在满洲里开了个不冻港,总之花了一两个亿,到今天为止还是那最大的工作口岸,十四条通道。
我现在仍然坚持认为,满洲里是中美俄三国历史发展的焦点。开发西伯利亚,现在我还在干这个事。
潘石屹:要炸喜马拉雅的时候,又被抓起来了?第二次抓起来是什么原因?
牟其中:一个民营企业要搞飞机,要搞卫星,搞这些东西,还得了?我只想着发展,就产生了冲突。工商局长、税务局长、银行行长、工作组轮流来调查,调查完了,找不到问题。
他们找不到我经济问题,就派政治保卫科把我给抓了。把牟其中抓起来,一次不行,还得抓第二次。
审问我的那个人,武汉公安局经侦队的,很同情我,说牟其中“做飞机给你带来成就,也给你惹来了牢狱之灾的大祸”。
他说我不该搞飞机,卖一点面汤,卖点果汁,谁也不会惹我,就活下去了。
但是把我杀了又怎么样?第一次要杀我的时候,我遗嘱都写了。用一句诗来讲,“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要说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是谁,只有一个人,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他完全可以不干改革开放这个事。
他一个常委,可以像很多领导同志一样颐养天年,但他要去干这个事。
我在牢里想好了母亲的墓志铭
潘石屹:那第三次被抓是什么情况?
牟其中:信用证诈骗罪。这三次被关将近十九年,只差三个月就十九年。第三次像拼命一样。
在监狱里边我只有一个事,天天向领导要求运动,天天跑楼梯,一天跑六七千米。
我在牢里订了二十多种报刊,在上海一本经济杂志上,见过刘鹤写的文章,现在的副总理刘鹤。
因为他研究经济学,那文章非常到位,非常准确。历史上重大的经济理论,都诞生于重大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要在短短的几十年追赶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脚步,完全是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革命把我们几百年的那些陋习推向了极端,物极必反。事情到了终点,一定会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每天看200万字,一天写3万字,还在监狱里建了一个实验室,买了十几台电脑,把湖北省服刑里学过计算机的全调来了,搞32颗卫星,就是GPS。现在还在搞这个事。监狱也把警察里学过计算机的,全调来管我们。
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想出来,一天到晚跑楼梯,在牢里边保命。
中华民族一定要强大起来,在世界民族中再次引领潮流,这是支撑我的精神支柱,我要干这个事。因为历史既然把这个机会交给我了,我就不能因为个人的利害得失,荣辱祸福,违背良心。
后来我从牢里边出来,第一个事情就是重新修我母亲的墓碑,不要耽误。她1991年去世,葬在万县。我母亲的墓志铭是我写的,在牢里边想好了的——“这里通向世界。”
这里通向世界,从这里我开始了。
潘石屹:你的这种使命感,伟大的理想,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吧?这一代人受这个影响出来的。还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情?
牟其中:因为我喜欢读书。读书以后我老感觉中国受到压迫。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人,受压迫我受得了吗?
我家里面也有影响。我父亲叫牟品三,他是万县商会会长。
当时陈毅、朱德全在那,动员当地军阀杨森到广州去参加国民革命军。陈毅四川人,朱德也四川人,我父亲跟他们熟。
没想到开进长江的英国军舰,把杨森运军饷的木船给搞翻了。杨森是军阀,什么都不怕,跟英国人打起来了,他敢打。后面英军炮轰万县,就是历史上的九五事件。
据说当时闹啊吵啊谈判,最后英国居然屈服了,赔了很多钱。万县现在标志性建筑,都是拿那钱修的。西山公园,全是那个钱修的。
我父亲在家里边老跟我讲这个故事,告诉我中国是怎么把英国人打败的。他说他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干这个事。
所以我具有一种使命感。学了马克思主义,我知道怎么能把经济搞起来。中国就缺市场经济,什么都好,就缺这个东西。
我说我来搞,我不要命,要枪毙我,我不怕,枪毙算了。
潘石屹:褚时健,这是我们特别尊敬的一个人,前一段时间去世了。你们都是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开拓了这个局面,而且他也在监狱里待过。你怎么评价他呢?
牟其中:我认为都是一样的。褚时健也坐过牢。这是那个时代,必然产生的现象,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对他很了解,因为我俩是同一个律师。当时我不请律师,没必要。那个律师自己跑来给我辩护。所以我对褚时健这个事情很了解。
他是59现象。59岁出现那个事,100多万美元,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对整个社会也是。法律绝对不能容忍的,没谁错。现在也是一样,绝对不能容忍这个事,对他来讲是必然的。
所以我就把它归结为一种时代现象。只是他没有想得开。他没办法只有认罪,认罪了就把他放了,安排得很好。马律师告诉我很多事,整个税收怎么安排,怎么把所有工人养活了,对他很好、很好、很好。
他才九十岁就去世了。其实他没关多长时间,只关了三年时间,但是他可能不像我这样注意保养。他不让我跑步,跑楼梯,我就一层层爬。运动以后消耗很大,他就整天让我吃好,有点病叫我去住院,一天到晚叫我去治疗。我觉得我们任重而道远,必须保养,必须解决问题。
潘石屹:感觉你是一个永远放眼未来的人,都看得很大,回头看你自己的话,你觉得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牟其中:我从不后悔,对自己的评价,我说一句话一首诗来形容。我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郭沫若的诗可以准确地表达我这一生——这样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一切,哪有什么好的、什么坏的,都是用现在的评价去回首往事。很多成功,很多失败,其实都在进程中。一切都像时代的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需求,就是我们如何走完最后一公里,如何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就最后一公里。如果再搞个十年二十年,我认为就站起来了。可是因为这个十年、二十年要做出很多牺牲,还有很多委屈,可能还有很多事要我们做。
别人想这个事不能做,我还是会去做。
你说这个时代很难,的确很难。我现在回看过去,深刻领会到邓小平讲的,改革也是一次革命。
当时不能理解,比如说杀出一条血路也是一次革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把我们祖先几百年的遗憾弥补上来,需要我们这代人超常规的付出。
一切苦难也好、欢乐也好,都源于当时工业革命没在中国发生。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变革,当时没在中国发生。所以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古老的民族落后了。
但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强不息的传统,不甘落后。所以现在我们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追上这两三百年,得累死。本来是马拉松的事,要用百米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得累死人。
而我们为活下来感到庆幸。
潘石屹:经历了这么多事情,除了关心中国政治、改革这些事情,你现在有没有一些别的想法?
牟其中:现在我还是天天关心宏观的事情,非常关心政治。一个时代最应该有人关心这些事。我很爱我们的国家。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以前土地是资本,现在货币是资本,未来智慧才是资本。人最宝贵的是智慧。什么叫智慧呢?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就像货币代替了土地一样,人的智慧会带来资本。新的资本市场正在形成,贫富差距自然就可以解决。我的余生还要干这个,我还可以干段时间,20年没问题。
我现在要告诫很多企业家,不要天天一门心思赚多少钱,一点意思没有。所谓赚了多少钱,就是个数字。我真的认为钱对企业家来讲没意思。
“家有良田万顷,日食不过一升。家有大厦千间,夜宿不过八尺。”就是一张床,一碗饭,其他都没用。
我读历史经常扼腕叹息。那么好的一个国家,那么源远流长的文化,为什么不到三四百年的时间就衰落了。比如宋代非常好,商业发展了挺多年。在宋代中国已经具有数字管理的历史条件了,就是拐了个弯,被辽代、元代那些少数民族摧毁了。摧毁以后又来一个农民执政。朱元璋行海禁,不让我们下海。所以这事下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西方文明面前趴下来了。
我们知道这个事,不惜把这个事扭转过来。这个时代好不容易碰见了机会,碰见了邓小平。
我在达沃斯讲话。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我说我非常高兴非常欣慰,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自己追问我,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么美好,好得不得了?他刚了解了我的经历,觉得很奇怪。
我说你想想,第一次是马上就要被枪毙,遗嘱都写好了,最后没死。第二次,又把我抓起来了,抓起来是很难受的事,但是至少比枪毙了好。
为什么中国能进步呢?因为我们身上有自豪感和使命感。一个殖民地国家,一个积贫的民族,突然要站起来,要强大起来。这在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看得清清楚楚,中国一定会重现历史上的辉煌,肯定会的。
就像钟摆一样,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摇摆,但时间在前进。在左右摇摆中,时间在前进,中国还在进步。
排版 | 潘姍姍
审校 | 林红瑜 主编 | 叶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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