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艾丰：抬起泪眼，好像又听到他响彻云天的笑声

作 者：正和岛研究院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2019年5月19日下午，品牌联盟智库主席，原《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在北京逝世。

历史是一条长河，在81年的岁月中，艾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他是知名报人，历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和《经济日报》总编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亲历了许多重要经济事件，采写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报道，曾获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和“范长江新闻奖”。

他是中国品牌战略的先驱。1992年，他策划、组织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此活动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同年，发起“名牌战略活动”，并担任中国第一个名牌组织—中国驰名商标组织主任。他积极投身于品牌研究和咨询，是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幕后推手”。

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说：“最理解海尔集团的是艾丰，他给了我们许多指导和帮助。”双星集团的汪海说：“艾丰是最早和我们一起为中国自主品牌呼唤和奋斗的人。”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回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艾丰一起举起中国品牌的旗帜，当时还没有想到后来会干这么大。”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艾丰都为中国品牌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他被亲切地誉为“艾品牌”。

在品牌上，艾丰提出过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例如，品牌是最具道德的商业智慧、品牌的实质是关系、打造品牌的7个支点、中国必须改变“制造大国，品牌小国”的状况等。

2014年8月，艾丰老师为岛邻企业周年庆活动题字

2019年1月，正和岛推出了年度图书《本质》，40位商界领袖、学界翘楚、意见领袖讲述了他们直击本质的心法和方法，艾丰就是其中一位。

通过《我的品牌观》这篇文章，艾丰将积累多年的洞察倾注其中，铸就了一篇值得所有品牌人拜读的经典之作。

2018年12月4日，《本质》主创团队曾和艾丰有过一次长谈。在交流中，艾老思维敏捷，佳句频出。在交流中，他谈到了如何看待民营经济的问题，直击本质，引人深思。

正和岛研究院拜访艾丰，从左至右依次是：张小乙、何宏林、艾丰、施星辉、江涛

艾丰是正和岛坚定的支持者，也是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的“领路人”。在悼念恩师时，刘东华写道：

斯人已逝，但思想之光永存！

艾丰：

关于民营企业，不能不说的三个问题

为什么说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

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自己人相当于依靠力量这个政治概念。工人、农民是自己人，知识分子是自己人。通常被称为老板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自己人呢？说民营企业家阶层是自己人，有四个根据。

第一个，现实根据。

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的城镇劳动就业。全国有2700万民营企业，6500万个体工商户，165万亿注册资本，涵盖1亿多人口。

这么大的贡献、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大的资本、这样多的涵盖人口，作为民营经济核心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不能排斥在自己人之外。

第二个，理论根据。

民营企业家阶层出生的时候，人们曾经纠结于雇工超过8个人是不是剥削的讨论。邓小平亲自批示“傻子瓜子”事件，破除了政策上的限制。本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解决了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质是把资产标准改为生产力标准。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不能以有没有资产和资产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政治表现的标准。民营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可以入党。

改革开放实践中，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了资本的生产力属性。马克思讲的生产力三要素，其中生产工具、劳动对象都要靠资本形成。这样就得出一个公式，发展等于资本加劳动。于是，缺少资本的中国，盘活国有资本，发展民营资本，引进外国资本，有足够的资本和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实现结合，实现了经济崛起。

根据生产力标准认定，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自己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明确地作了界定。

第三个，历史根据。

封建社会始终没有生长出企业家阶层，近代也没有形成强大的企业家阶层。

现今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和拥护者，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血肉相连。这个阶层的成员，来自回城创业的下乡知青，来自下海经商的机关干部、国企干部或下岗职工，来自放下锄头的农村干部和农民，来自转战经济战线的科研干部和知识分子，后续加入这个队伍的，更多的是高校毕业生和海归派。他们原本就是自己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形成了新的历史集合。

改革开放有三个层次的成果。第一个层次是经济成果。第二个层次是体制成果。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结构成果。

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发展，突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缺陷，增添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社会力量，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第四个，表现根据。

我国这一代民营企业家大都是创业者，他们中不乏优秀的乃至卓越的经营者、科学技术转化领先者，他们以思维创新、经营创新、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创造了经济业绩，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也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贡献，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他们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也成为青年人在新时期追捧和学习的榜样。

在我国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需要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我们更需要市场英雄、经营模范，需要经济一线的优秀指挥员。全国工商联最近评选出40年来涌现的100名优秀民营企业家并予以表彰，这是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肯定，也必然产生长远的社会影响。

怎样认识所有制　

改革开放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政策是“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但是，围绕着所有制，干扰性的议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前一时期，有的人认为，公有制退的不够，国企既不能搞垄断，又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

近期，又有人提出民企可以“退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第二次公私合营”。

两个极端似乎针锋相对，其实都是错误的“先验论”，离开实际评价所有制，并以“公私对立”干扰“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所有制呢？

第一点，认清所有制的定位。

马克思主义把生产方式划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侧面。生产关系由所有制、分配制度、人际关系三方面组成。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

所有制呈现多种形态。很像老子说的，“一生二”，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二生三”，公私结合成混合所有制；“三生万物”，公私混合融合，演化成多种所有制。

公有制、私有制贯穿于奴隶社会以来的所有社会。但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它们的样式、规模、地位、作用不同。

所有制又必须落实在具体的经济主体上。在现代社会主要是体现在企业上。

总之，不能离开生产力、经济主体、社会制度，孤立地认识所有制。

第二点，用生产力标准看待所有制。

所有制的先验论，由来已久。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证，简单引申为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这种“兴公灭私”先验论，通过苏联模式，曾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时候，西方又有人把计划经济的弊端归结为公有制，认为改革只能私有化，这种“兴私灭公”先验论，让有的国家上了当。

我们排除了这两种先验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认定所有制的优劣取决于与生产力是否匹配。

邓小平率先提出“猫论”，接着提出“生产力标准”，后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认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要坚持，私有制也不能排斥，并以此确定了基本经济制度。靠了这个基本经济制度，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腾飞。

坚持生产力标准，破除先验论；坚持公有制主导，又要公私协调、共同发展，让社会生产力坐上不同所有制的多驾马车，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内涵，又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三点，用体系思维看所有制。

生产力发展了，是否就不需要多种所有制了？用体系思维看问题，回答是否定的。

生产力越提高，社会分工越细，产业行业越多。生产力的多形态，必然要求多种所有制并存。

社会生产力构成完整体系，需要两个条件：

第四点，用产权制度创新所有制。

所有制只是理论抽象，实际生活中，它是通过产权制度加以实现并不断创新的。

“公”的规模优势，“私”的责任优势，是不同所有制特有的。产权制度则是着眼实现两种优势的结合。股份制之所以覆盖全世界，就是因为它是企业的“公”和股东的“私”的融合体。

我国农村改革就是靠产权制度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写进了宪法，不能变。但所有制包含的各种权利是可以分拆的。“包产到户”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拆，所有权不变，经营权归各户。“三权分置”又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拆，以便于和农业现代化相衔接。

企业产权制度落实，关键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国企、民企、混合所有制，大中小企业，治理结构设计应有区别。

民企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在企业内部。国有大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内部，作为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在企业外部。混合所有制争取所有者代表、经营者都在企业内部。

马克思还提过“占有制”概念，有些国有大企业，所有者进到企业内部很困难，也可以试验设计占有者和所有者协调一致的“占有制”。上市公司又有特殊的要求。总之，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同样要避免“先验论”的干扰，从企业具体实际出发，寻求最佳匹配。

互联网时代，为所有制模式创新提供了更好条件。所有制的联结，有“资本联结”，也有“平台联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生共存的“复合生命体”值得关注。

“淘宝网”不是阿里一家的，它应该包括在网上做生意的800万家各种所有制企业。“支付宝”也不是阿里一家的，应该是阿里、银行、移动电信融合而成的。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则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物联网平台，由不同所有制企业组建成“复合生命体”。

怎样认识“国进民退”这个伪命题

“国进民退”之类的问题是伪命题。从政策导向看，党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一直没有变，何来谁进谁退呢？伪命题不能成立，但“伪命题现象”应该思考。

第一点，伪命题是观念和体制错位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体制政策导向经过了两次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体制政策导向是“公私协调”，执行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

第一次转变，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过渡”，搞私营工商业改造，农村合作化，一直到公社化。后来搞割“私有制尾巴”，体制政策导向转变为“公私排斥”。

第二次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政策导向又由“公私排斥”转变为“公私协调”。包产到户，土地仍然公有，经营权归各户，是公私协调。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开始，一直到混合所有制，都是探索公私协调之路。鼓励个体、民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更是公私协调。

观念思维与体制政策的变化是不同步的。新的体制政策已经建立和运行，而旧的观念思维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一方面，观念思维既有强大的整体惯性，又有复杂的个体差别性，一旦形成，彻底转变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改革是渐进的，长时间两种规则并行；而市场经济又滋生了“唯利是图”“拜金主义”，形成对“公私协调”的干扰。这种状况为旧的观念思维提供了继续存在的客观理由。

第二点，用理论创新促进观念更新。

真正克服“公私排斥”观念思维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仅是个人认识问题，根子是理论认识问题。

多年来，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公私排斥”的。改变了体制政策，不等于同时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因此要用理论澄清和理论创新回答新问题。

“公私协调”论符合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吗？

人类社会是个体和群体的集合体，公私是社会一个硬币的两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从公私关系来观察评价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公无私，不理想。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阶级分化，造成了公私对立、私私对立，更有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不是永恒的，只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在于每个个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共产主义这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在这个“公”下面，每个“私”都能好。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正是用“公私协调”来界定理想社会的。

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主义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仍然是“公私协调”的思想。

这个论断，几乎成了“哥德巴赫猜想”，共同占有，怎么还能个人所有？不同人做过不同的解释。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破解了这个“猜想”。

如今的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自身拥有的货币、技术、技能、知识、文化都可以转化为产权，许多个人在各类企业都有了股权、股票，政策鼓励劳动者增加资产收入，鼓励发展中产阶级。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越来越走向和谐。

不是说公与私、公有与私有没有矛盾，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彼此排斥，而是通过互相协调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使这个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我们党推行的“公私协调”的体制政策和观念思维，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点，执政者的观念思维起重要作用。

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公私协调”为主导的体制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得不好，效果不彰。“政策落实不到位”是造成目前民企困难和问题的一个原因。

在讲到落实政策方式问题时，他强调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

为什么会出现“落实不好”“方式不当”呢？许多情况是潜在的“公私排斥”观念思维在作怪。

有的干部觉得，对国企有责任，对民企无责任，甚至消极吸取腐败官员的教训，觉得离民企最好远一点，执行政策必然出现形式主义的空转。有的干部存有“私有歧视”的潜意识，在执行政策时容易忽视民企特点，不分大中小企业，不顾实际效果，笼统“一刀切”。

总书记就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阐述，是落实“公私协调”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的精辟概括。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才会亲；遵守公权力规则，才会清。只当“清官”不够，还要加上“亲”的要求。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勤务员，必须有“公私协调”的理论自觉和工作素养。

第四点，民营企业家要提高自己的素质。

为什么“国进民退”的伪命题会有市场呢？为什么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忧心忡忡呢？为什么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政策，就会怀疑到政策的导向呢？这说明一些民营企业家自己的观念思维还没有从“公私排斥”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央政策已经十分明确，还老是忧心忡忡，就应该想一想，自己的腰板和素质是不是有问题。

大局意识如何？从大局出发，就会看到，国企是大哥、是伙伴，不是敌手。

没有国有大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出头，我国经济能有现在这样的地位和发言权吗？民企的贡献，离不开国家整体环境。一个民企的《司训》说得好，“因祖国强大而强大，为祖国强大而强大”。

务实态度如何？认识问题，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防止抽象概念演绎。最近，刘鹤副总理对记者谈话时说，一些扩张较快的民企，由于偏离主业，遇到困难，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进行注资重组，是帮助民企渡过难关，民企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可以退出。

如果国企遇到困难，也可以通过民企积极参与提高效率。国企和民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正常事，用务实的态度，就不会产生“谁进谁退”的误解了。

包容胸怀如何？中国现在是个转型期社会，改革在探索中深化，政策在实践中完善，“公私排斥”观念思维还有市场，这就意味着遇到不理解、不如意乃至不妥当的事情都是应有之义。

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有包容的胸怀，相信党的基本政策，用互相交流、上下沟通、讨论协调、总结经验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心无定力、左顾右盼、惴惴不安。

总书记在给民营企业家回信中勉励企业家要“心无旁骛地创新创造”，可谓语重心长。

民营企业发展了，做大了，遇到的公私关系问题会更多、更复杂。西方企业管理理论，近些年也把企业宗旨由“利润最大化”改为“社会责任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私关系就更加重要了。企业要发展，观念要跟上，歧路不能走，泥潭更需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