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说法》不再火，法律就成功了

1998年，内蒙古人张绍刚还没有遇到他命中注定的另一个内蒙古人李诞。

这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在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尽管圆脸小眼睛的张绍刚看起来一团和气，事实证明，人不可貌相。很快，一位新老师的暴脾气就在广院学生中流传开来。

那个时候的张绍刚还没学会自黑，他读书、上课、骂学生，享受着宁静的校园生活，并不知道命运的馈赠会在十四年后标好价格。

“暴脾气”的张绍刚（右）和“北漂”撒贝宁

另一边，武汉人撒贝宁的本科四年生活已经进入尾声。

对于徘徊在毕业关口的“北漂”撒贝宁来说，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留京还是逃离北上广也是一个问题。

不过还好，焦虑没有持续太久，他顺利保研，成了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还要在这个他觉得“还可以”的园子里再待上几年。

张绍刚介绍《今日说法》三位主持的初次见面。

同一年，在北大和广院之间的中央电视台咖啡厅，一档新栏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负责人肖晓琳此前参与了包括《观察与思考》《焦点访谈》《半边天》等项目。彼时，她刚刚结束了在美国为期两年的学习，准备回国办一档全新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

《今日说法》来北大招主持人，老师觉得撒贝宁平时话多，就让他去了。在北京西长安街木樨地桥边的一栋老民居里，撒贝宁遇上了同样话多的张绍刚。

尽管只差三岁，嘴甜的撒贝宁还是张口就来“张老师”，而张绍刚是这样形容和撒贝宁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像没长毛的猴子”。

1999年1月2日中午12点38分起，中国人的午餐桌旁多了两个话痨。

中国人的法律午餐

1990年代，是一个世纪的尾声，也是中国媒体黄金时代的开始。

观众在彩色电视机面前，目击堆积成山的假货被销毁，政府与环保组织端掉可可西里的偷猎部队，中国运动健儿在亚运会上夺冠，热播电视剧多数与民生大小事有关……

《焦点访谈》关注点是“用事实说话”。

“大众媒介”的时代来了。1998年，中央电视台门口出现了两条长龙，一条是向《焦点访谈》反映社会问题的队伍，一条则是前来向《焦点访谈》解释、求情的队伍。

然而媒体扮演的只能是守望者，是黄昏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法制才是维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石。正如肖晓琳所说，“如果新世纪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大厦，法律，就是它钢筋铁骨般的基础结构”。

作为中国第一档以“法”为名，以案说法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垃圾时间”的午间时段扛起了“吃力不讨好”的普法重任。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今日说法》的话，二十年来它只做了一件微小的工作：最重要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器上，而是刻在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今日说法》则重在“普法”，为正义代言。

《今日说法》早期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占据其绝大部分内容的仍然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父母打孩子违法吗？抓到小偷是交给公安局还是自行处理？常回家看看是口号还是法律义务？家庭暴力只是私事吗？

法治无小事，这些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似乎已经是不必再讨论的公理，然而在《今日说法》的节目单上都是值得好好讨论的选题。

一方面当然可以从中窥看二十年前普通民众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但另一方面却是《今日说法》清醒的自我定位——普法。

比如，撒老师教你如何应对电话诈骗。

有学者将《今日说法》称为“姥姥文化”，换言之就是连家里年事已高、文化水平不足的老年人也能看懂的节目。

放弃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高屋建瓴式的宏大叙事，《今日说法》选择把法律这个中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武器以近乎笨拙的方式交到了他们手里。

法制节目成套路

导演毕赣刚拍完《路边野餐》那会儿，带着只花了20万勉强拍好的素材来到北京找投资。有资方愿意支持这个项目，还通过制片给毕赣推荐了剪辑师。

毕赣为了表达自己的剪辑思路，给剪辑师推荐了两个作品，一个是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另一个就是《今日说法》。

作为以案说法的节目，案件永远是每天的主角。

在《今日说法》二十年的制作中，自然不乏大案、奇案。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今日说法》简直就是电视界的老干妈。

一波三折的剧情，恰到好处的剪辑总能让人欲罢不能，并在茶余饭后发出一句由衷的慨叹：“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节目组搭建了一个现场，构筑起观众们的“童年阴影”。

大概由于《今日说法》给不少人留下了童年阴影，《今日说法》的忠实观众们还评出了《今日说法》十大奇案，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烟锁殡仪馆”。

2010年7月13日，山东商河孙集乡。在一处废弃农田的机井中，有人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全裸男尸倒插在井底。

经尸检，死者是由于脑后遭到重击所导致的粉碎性骨折而死，但警方在检查现场遗留的斧子时并未发现血迹和指纹。

通过详细比对尸体特征和斧子的形状，民警追查出一起雇凶杀人案，但经过审讯却发现凶手就是死者本人。

随着案情的推进，又牵扯出案中案，嫌疑人在多个出场人物间反复摇摆，你方唱罢我登场，竟无一人有善行。

配合撒贝宁的金牌解说和“年薪百万”的大佬剪辑食用，活脱脱一出现实版的《低俗小说》。

有网友画出了“烟锁殡仪馆”案件的因果联系。

独特的节目形式却让并不追求收视率的《今日说法》自开播以来收视效果就节节攀升，稳居央视所有节目的收视前十名，甚至一度超过了《焦点访谈》而直逼央视的头牌节目《新闻联播》。

这也让众多地方台开始效仿《今日说法》开办各自的法制栏目，可以说正是这一大批后起的模仿者或曰竞争者和《今日说法》一起推动了普法工作。

但随着收视率竞争的加剧，不少法制栏目开始异化为一味追求“腥、星、性”的娱乐节目。

2015 年，律师陈秋实在《我是演说家》节目中讽刺了时下法制节目故作神秘的套路：“寂静的夜，一双黑手伸向了她。如花似玉的少女，又是否会惨遭蹂躏与摧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后来的许多法制栏目，就和央视的另一档高收视节目《走近科学》一样，玄之又玄。

曾有记者问撒贝宁在见识了如此多的人性灰暗之后，是如何保持阳光的。

撒贝宁回答：“到今天为止，再罪大恶极的案例，我都不会说枪毙他。这就是真实。他干了坏事，回家抱着孩子，很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慈爱父亲中的一个。我看得越多，我越能理解别人，我就越爱这个世界。”

这或许就是《今日说法》与其他法律节目在出发点上的不同，法律不是为了让人恐惧不安，而是使恶念感到敬畏，使善意感到安全。

普法之后

《今日说法》不仅仅是说法、普法，它也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1999 年，八岁男童傅强在做疝气手术的进程中，因麻醉出了问题导致成为植物人，家人要求进行医疗鉴定。

但当时实施的还是80年代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卫生行政机关集医疗鉴定的组织权、实施权、决策权于一体。

此时鉴定委员会的副主任竟然是该医院的副院长，家人要求回避未遂，最终几经周折才认定这是一次医疗责任事故。

2002年4月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专门规定了鉴定中的回避制度。

2002年，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

这种药品的售价是23500元一盒，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加治疗费用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

2004年6月，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药效几乎相同，一盒仅售200元。

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药检对比显示，药性相似度99.9%。陆勇开始服用印度“格列卫”，并于当年8月在病友群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其帮忙购买此药,人数达数千人。

2013年，陆勇因销售假药罪被逮捕，经法庭裁定无罪释放。这一故事最终被改编为电影《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饰演的角色，就是以陆勇为原型。

纵览中国数十年来的法治进步，每一个脚印背后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

在一个个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时刻，《今日说法》与其说是始终在场的冷静慎重旁观者，不如说是扶持弱者的同路人。

在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更为纷繁的节目选择的大环境下，二十年“高龄”的《今日说法》无可避免地显露出些微的老迈和不合时宜——在说法、普法之后，《今日说法》何去何从？

《今日说法》最早的三位主持人。

随着肖晓琳病故，撒贝宁和张绍刚转型综艺，如今的《今日说法》慢慢归于平淡，或许这才是《今日说法》在二十年前想看到的。

2001年冬天，《今日说法》团队在和网民线上交流时，有人问及《今日说法》的创办初衷，肖晓琳回答道：

“古代有句话，‘不教而诛，谓之虐’，我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公民有了解法律内容的知情权，办《今日说法》就是为了把这个权利交给我们的观众。”

参考文献：

展江 李洋.“午餐桌上的法律 ”与中国法治化进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一期

时统宇.见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现代传播.2009年第一期

何苏六.“说法 ”十年 :变与不变.现代传播.2009年第一期

杨彩云.十年法治的记忆——从《今日说法》透视中国法治进程.法制与社会.2009年9月（下）

《撒贝宁:天生就是打圆场的人 不工作就虚无》.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12月

《新老派先生张绍刚》.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1月

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 | 曹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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