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密码，兴许就藏在这样的企业里

千呼万唤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这标志着珠江三角洲地区被赋予了全新的国家使命，一场新的历史征程已然开启。

如果说40年前，珠三角为国家扛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那么今天，则为国家吹响了全球化的第一声号角。

要履行好这一全新的国家使命，核心任务便是创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然而信心又在哪里？

前两天做客腾讯举办的一个湾区经济分享会，有记者朋友问我现在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创新活动为何一定要在珠三角发生？而且粤港澳地区的基础科研能力在国内并不拔尖，这里凭啥创建全球科创中心？

对此，我的回答是，世界是平的，但创新是尖的，观察全球创新现象时，会发现它的发生极不均衡，那些对全球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面积极小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创新经济的关键不是发明创造，而是方案整合和市场创新。

硅谷是全球最成功的科创中心，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科技公司，美国占了7席，其中有5席在硅谷，硅谷也是过去30年来全球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和风暴眼。回顾硅谷的发展历程，有着诸多让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的地方。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的硅谷的经验。

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但是创新活动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

旧金山湾区是一个人口不到800万、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但其汇聚了全美1/3以上的风险投资、60%以上的大科技企业，是美国乃至全球无可匹敌的科创中心。相比而言，广袤的东海岸和五大湖地区却鲜有大科技公司出现，就是王者之城纽约都与科技无缘，亚马逊最近想到纽约建一个第二总部，最后却不得不放弃了。

在中国，创新活动也高度聚集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几个城市，这五个城市囊括了中国绝大部分科技股上市公司，特别是深圳，以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贡献了全国近50％的PCT国际专利。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经验，都说明创新活动高度的中心化现象，粤港澳集齐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发展引擎，无需太担心创新要素的缺乏。

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发明，而是发现。

硅谷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人类影响重大的半导体、晶体管、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要么源自美国东海岸那些老牌实验室，要么源自政府主导的研究成果。硅谷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但它有一种纽约和波士顿都没有的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够迅速发现和理解一项发明成果对社会可能存在的颠覆前景，并将其做成生意，挣到大钱。

人们常说，IBM没有发明PC、惠普没有发明桌面电脑、福特没有发明汽车、苹果也没有发明智能手机，这些企业的很多前沿技术要么是买来的，要么是从别人的基础上改良过来的，并凭借敏锐的市场创新，后来居上做到了第一。

在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乏这样的大科技企业。比如腾讯，它并没有发明即时通讯工具，却把QQ、微信做到了业内领头羊，它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做游戏、门户网站和移动支付的科技企业，但总能后来居上，摘得王冠。大疆科技是今天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但它并没有发明无人机，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整合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相比底层技术创新，腾讯和大疆更擅长的是应用创新和市场创新，就像硅谷的企业那样能够迅速地发现好的技术，然后将其市场化，做成大生意。

这项本领被称之为技术转化能力，其对创新的意义毫不亚于基础科研。腾讯所在的深圳，也没有一所传统意义上的顶尖大学，但凭借敏锐的市场创新能力，它孕育出腾讯、华为、中兴、大疆、华大基因等一大批科技公司。

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丰富而包容的移民文化是孕育创新的重要土壤。

硅谷从来都不是硅谷人的硅谷，而是全美乃至全球科技人才的硅谷。加州从200多年前的淘金运动开始，就一直是美国西进运动的中心，今天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和程序员，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移民聚集地。

移民文化带来的是自由气息，硅谷曾是美国西进运动与淘金运动中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美国嬉皮士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这些社会运动为硅谷带来一种深刻的反传统的思潮，并塑造了湾区独特的精神气质。

硅谷甚至是鼓励跳槽的，被誉为硅谷黄埔军校的仙童公司之所以创立，就是源自八个创始人的一次集体的“背叛行动”，跳槽在西岸畅行无阻，这在西装革履、按部就班的东海岸是不可想象的。

和加州类似，粤港澳地区的移民文化同样源远流长，是中国移民文化的集大成者，香港和澳门是东西方文明的两个交汇点，深圳则是北方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的产物，广州在历史上也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中原地区的移民，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也大多出现了倒挂现象。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至少生活着3000万外来人口，也是中国最具自由精神和包容气质的经济区。

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新往往需要城市群的分工协作，而不是单个城市可以完成的。

周其仁说，没有一个企业的成功是孤立的，再优秀的大脑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和分工，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

硅谷只有700多万人口、一万多平方公里，却汇聚了数十个规模不等的城市，这些城市彼此相邻、充分互动，培育出苹果、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世界级科技巨头。

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存在很多这样的现象。

腾讯由马化腾创办于深圳，然后在港交所上市融资，并由香港人刘炽平担任总裁，高管团队中至今还有多名港人。微信这款超级产品则诞生于广州，张小龙领导的微信团队自始至终都在广州办公。

华为由任正非创办于深圳，从广州等城市吸收了大量电信人才，并以香港为通道走向国际市场，而今研发中心则放在了东莞松山湖。

大疆科技董事长李泽湘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他投资自己的学生汪滔去内地创业，后者在深圳创办了大疆科技，其生产线则大部分在东莞。

顺丰创始人王卫是一名香港人，原本在顺德做印染生意，后来看中了香港和内地频繁的快递需求，就创办了顺丰，并把总部设在了深圳，然后在深交所借壳上市。

佛山的美的、惠州的TCL、深圳的康佳、创维等家电巨头的发展史，都和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有着不解之缘，TCL、康佳、创维的三位创始人均出自华南理工78级无线电专业，而美的乃至整个顺德的家电产业也离不开华南理工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并在上世纪80年代首创了“星期六工程师”现象。

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个城市能够独立完成的，充分显示了湾区城市分工协作、充分互动的独特优势。

硅谷的经验表明，创新的魅力往往表现于连接，而非拥有。

无论是沃尔玛、可口可乐等巨无霸企业，而是纽约、伦敦、东京等超级城市，都强调的是规模效应和垄断效应，要对各种上下游资源予以控制和占有，而硅谷不一样，更多的是充当连接器，大量的资源分属外部、分处各地，不求拥有、只求连接。

硅谷的玩法是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写就的打车软件（Uber），连接了全球400多座城市、几千万名司机以及以十亿计数的乘客；从大学校园发端的一个社交网络（Facebook），连接了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一个搜索引擎（Google），连接了所有的互联网公开信息；一个智能手机系统（Android），只求连接不求占有，开放源代码，让40亿部手机——这个当下人类最重要的延伸器官——互联互通；一个电动汽车（Tesla），开放所有专利，用颠覆式的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连接各种资源形成了生态圈。（这两段节选自公众号“智谷趋势”）。

而说到“连接” ，这是腾讯最擅长的，它的体量巨大，但本质上只是一个超级连接器，它的大不体现在腾讯自身之大，而体现在它所串联起来的资源之大。一个小小的微信，却能连接十几亿用户，这些用户在微信这个平台产生的经济社会活动总量，难以估量，可以说远远超过任何一家世界五强企业自身的产值。

可以说，“连接大于拥有”是创新型经济以及新型城市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腾讯、华为、大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给湾区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自身拥有的东西，还有它所串联起来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资源。

硅谷的经验还表明，现代科技离不开金融的赋能。

从苹果、谷歌、Facebook、惠普、戴尔、英特尔的发展史都可以看出，风投基金和纳斯达克在助推硅谷企业发展壮大中充当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硅谷企业之所以能够称霸全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资本市场融资能力的强大。

腾讯、大疆、顺丰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巨大支持，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腾讯一度因为资金困难面临失败的风险，后来靠的是香港资金的支持，以及在港交所上市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腾讯，除了坚持主业，还通过自身积累的雄厚资本大力扶持中小型创业公司，让更多的创业者享受到资本的扶持。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这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又拥有深圳这个极具活力的创投资本中心，科技和金融无缝对接，这个优势就是硅谷、纽约、伦敦都不具备。

硅谷的经验还表明，良好的气候是吸引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

一本叫做《硅谷百年史》的书曾特别提到，“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被提及却又被低估的事实是其晴朗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很多创业着都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其中就有两位对硅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硅谷之父”。

一位是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特曼，他本来在东岸的麻省理工任教，后来因为身体和气候原因选择到当时不被人看好的斯坦福大学任教。特曼后来一手推动了斯坦福工业园的创建，并资助了两位学生创办了名震天下的惠普。

另一位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正是他从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才吸引到仙童公司最早的八位创始人慕名来到湾区，并创办出日后一系列伟大的公司。《硅谷百年史》这本书里写到，肖克利之所以回到湾区的家乡，“一个很大原因是这里美好的气候”。

地中海式的美好气候让硅谷人备感自豪，要知道地球上只有2％的土地拥有这种气候。一个叫做红木城的硅谷城市，曾经还打出这样一句傲娇的广告词：“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

珠江三角洲虽非地中海气候，但气候温润、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夏不太热、冬不太冷，是中国气候最宜人的地区之一，对广袤中西部地区和北方的人才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总的来说：

粤港澳大湾区在很多方面具备和硅谷一样的特质，而且还具备一些后者没有的优势，比如制造业的配套，以及和金融中心的毗邻。硅谷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了，很多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到深圳东莞来实现。硅谷也缺少一个像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企业上市融资需要去到纽约。

然而，有潜力不代表一定能成功，大湾区要充分调动创新资源，还必须像硅谷一样做好两件事，一个是“拆墙”，另一个是“连接”。

“拆墙”自不必说，有人说粤港澳地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其壁垒比之欧盟还多，这些壁垒中尤以劳动力市场为甚。

腾讯就对这个问题着切肤之痛，它拥有众多香港员工，但这些员工每年在内地工作的时间不能超过183天，否则就需按内地的税率缴税。这是影响大湾区人才流动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壁垒，它的存在既不利于香港人才的充分就业，也不利于内地企业的人才引进。

“拆墙”之后的事情就是“连接”，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粤港澳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内部仍然保留着较大的异质感，“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共存，这种高度聚集又相对独立的异质感，世界罕见。

从文明交融的经验来看，异质感的东西碰撞到一起，才能催生出化学反应，而同质感的东西在一起，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要想获得新事物，就得依靠化学反应。

“拆墙”之后，如何把粤港澳三地的资源充分地连接起来，让其融合在一起催生化学反应是一个问题。这方面，企业能充当很好的媒介，加速粤港澳三地人才的互动和交流。

还是以腾讯为例，其诞生于经济特区深圳，是内地互联网科技创新的佼佼者，其多个产品成为广大用户的手机标配。而在香港，腾讯是屹立多年的龙头股之一，让很多香港市民享受到科技产业的高额回报，也因此和香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让腾讯来充当内地和香港的连接者角色，再合适不过。

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马化腾近年来一直力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从2017年全国两会开始，马化腾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连续两年提交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议，并获得采纳，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让这个原本归属于学界的议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2017年6月，马化腾还力邀政界、学界和业界多名要人，共同到香港为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站台，这场论坛由腾讯直接承办，给香港市民刮了一阵热忱的湾区旋风。

2018年9月，腾讯又以企业共建方的身份参与第十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对话粤港澳大湾区活动，马化腾在会议上再次为大湾区建言。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恰逢规划纲要出台不久，相信马化腾还会就腾讯如何助力大湾区建设继续发声。

不单是腾讯，在大疆科技、顺丰以及华为，也能看到粤港两地人才精彩的互动与融合，它们都是湾区企业的典型代表。有理由相信，只要让粤港澳大湾区7000多万居民，以及11万亿经济体的生产要素能够更自由地流通，就能孕育更多的腾讯、大疆和顺丰。

因为，国际上三大湾区的经验已经表明，成功的企业以及企业家往往都是扎堆出现的。企业是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所以不管是“拆墙”还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密码，兴许就藏在这样的企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