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

在今天的世界，身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作为回答，曾经执导过电影《天使爱过界》的法国导演莱蒂西娅·科隆巴尼（Laetitia Colombani）在她的小说处女作《辫子》里讲述了三个女人的故事。

法国导演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和她的小说处女作《辫子》（Celine Nieszawer 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印度，斯密塔是生活在北方邦的“达利特”，这是对一种被印度上等种姓视为肮脏的绝对不可去接触的“贱民”的称呼。他们地位极低，被隔离在边缘地带。斯密塔的丈夫是个捕鼠者，没有工资，只被允许留下自己抓到的东西。因此，老鼠总是他们一家人的晚餐，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吃到的肉类。

斯密塔的工作是徒手掏粪，这种工作母女相传，6岁时，她的母亲第一次带她工作，胡蜂一般扑来的恶臭令她呕吐不止。母亲说：“看着，然后你来做。”如今，她的女儿拉丽塔也已经6岁了，斯密塔不想带她一起工作。她希望女儿可以活得更好、更久，受人尊敬，她希望她读书。她想尽办法让拉丽塔获得了上学的资格，女儿却在开学第一天就在学校受到了羞辱，被打得皮开肉绽。她决定带着女儿逃出村子，寻找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性。

《炙热》剧照

选择逃离是非常凶险的。不久前，一个同样是达利特人的女孩在穿越田野逃跑时被村里的贾特人逮住，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轮奸了整整两天。在他们那里，被强奸的受害者反倒是罪人：惩罚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的方法，是强奸他的妻子；惩罚一个与已婚妇女有染的男人，是去强奸他的姐妹。他们的村委会曾判决两个年轻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扒光衣服强奸，原因就是她们的兄弟和一个高种姓的已婚妇女私奔了。强奸竟成了一个有力的武器。斯密塔为此吓得发抖，但她并没有改变出走的决定。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你会质疑它是否真实，也会猜测它是否发生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但很可惜，斯密塔就生活在当下。虽然她只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莱蒂西娅在写作中搜集的素材，那些极端的暴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据她所知，每一年印度全国都会有200万左右的女人被谋杀，但没有人在意。到现在为止，印度依然有20万女性和斯密塔一样，做着徒手掏粪的工作。有些人甚至要徒手清理医院的医疗垃圾，那些混杂着病人的血及其他东西的废弃物，不只令人作呕，还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迫感染各种疾病，但出于宗教观念，少有人会反抗，也无力逃脱命运。

《没有女人的国家》剧照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主人公萨拉的生活离我们很近。她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时代成功律师的典范，人们钦佩她，敬畏她。年届四十，她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家里有三个漂亮的孩子和一个男保姆。没有人能看到她精致妆容和高级定制套装下面的“伤口”。没有人察觉，她已经像这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女人一样，被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没有时间陪孩子的负罪感截成了两段。

她善于对职场藏匿私生活，就像人们掩饰婚外情。两次怀孕，哪怕肚子里装着双胞胎，她都成功地掩藏到了生产。在她之前，一位刚刚被提升为合伙人的女律师一宣布怀孕便立刻被撤职，接着被解雇。因此，剖腹产后才两周，萨拉就带着疲惫但精致的妆容回到了办公室，露出一贯无可挑剔的笑容。

《永不妥协》剧照

很长一段时间，她也把自己得了乳腺癌的事藏得严严实实——孕期总会结束，可癌症很难说，疾病就像是一个人无法抹去的污点。但这个秘密最终还是被同事发现了，失去了竞争力和攻击性的她开始被“遗忘”，被“歧视”。他们疏远她，不邀请她参加会议、约会，抢走她的客户。对她来说，这比化疗、恶心、掉头发还要可怕得多。那个在印度用来形容达利特的词，对此时的她再合适不过——“不可触碰”。她被“隔离”了。

表面上，加拿大女性的生存状况与印度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她们普遍被认为已经享受了所谓平等的社会。但实际上，在职场的“玻璃天花板”和必须兼顾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之下，她们根本没法享有真正的自由。这里的女性所受的歧视和束缚在本质上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中女性的境遇都并无二致。

几年前，莱蒂西娅的一个女性朋友得了乳腺癌，和萨拉一样。在陪她去买假发的时候，故事的灵感突如其来——一顶漂洋过海的假发将世界上三个不同地方的女性联结在了一起。斯密塔在出逃的途中带女儿加入了蒂鲁帕蒂神庙的朝圣，在那里，富人献上粮食、鲜花、金银和首饰，而穷人只有他们的头发。献出头发意味着弃绝自我，将自己最谦卑和原始的样子展现给神明。对斯密塔来说，这让她充满力量，获得新生。而化疗后的萨拉正是借由一顶用印度女人的真发制成的发套在镜子前找回了失去的东西，她的力量、自尊、意志力，乃至她真正的自我。她们二人的故事和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个通过从印度寺庙收购头发，拯救了濒临倒闭的假发工厂的朱丽娅并行交织，就像是三股发丝编成的辫子。

不同的大陆，不同的社会文化，以及不同的宗教、语言、社会阶级、家庭状况，使她们的生活从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被囚禁，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性别的锁链，不论锁链是否可见。争取自由的冲动是她们之间真正的联结，头发则象征着一种力量的传递。莱蒂西娅希望以此书致敬女性的勇气。“我是女权主义者。”她说，“我想，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关爱全人类，他就不可能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都挺好》剧照

莱蒂西娅没有在这本书中写到法国，但实际上，她本人也同样体会着性别的束缚。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法国，只有22%的导演是女性，而这个比例在全世界的电影行业中已属最高。80%的制片人是男性，他们很自然地更加倾向于塑造男性角色的男性化方案。一次，她带着一个心理悬疑剧的剧本去找制片人，得到的答复是：“这行不通，如果你想拍电影，就得把女主角换成男主角。”男导演通常可以比女导演拿到更多的电影预算，假设男导演的预算均值是500万欧元，那么女导演通常只能拿到300万欧元。同等的学历、同样的能力，女导演在拍片时拿到的薪资也会比男导演少，这个差距最多可以达到42%。据她所知，在法国，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各个行业中，相同的岗位上男女的薪酬通常会相差20%～30%。

《都挺好》剧照

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曾在《向前一步》中表达过一个相似的观点。她说，女性往往不敢于冲在前面，更不敢于要求晋升，在关于金钱的谈判中要求得更少，她们得到的也就更少。男性往往过于自信，而女性通常不够自信。她在书中提到一项社会调查，调查者让医学院同一年级同样水平的男女生一起考试，然后分别让他们给自己估分，结果女生估出来的分数普遍低于真实分数，而男生正好相反。这就像是开会的时候，女性总是会自觉地往后坐，而男性会抢到前排。

图 | 摄图网

“女性应该不害怕要求得到更多。”莱蒂西娅说，“为了更多的平等，女性必须随时保持清醒和积极的状态，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女性所获得的权利都有可能倒退。”1949年《第二性》出版时，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说：“希望这本书尽快过时，女性处境能好起来，不再是第二性。”1976年，她在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女性的情况比她当初写《第二性》时还要糟。很显然的是，《第二性》不仅在当时没有过时，今天也依然流行。曾有数据推测，按照当下女性权利进步的节奏发展下去，在工业化国家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至少要等到21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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