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观察】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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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观察】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

来源：证券时报  经济学家圈

（一）多位高官集体释放对外开放新信号！金融业今年还将有大动作，更多外资进入，风险防控体系如何筑牢？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孙璐璐 王君晖

以开放倒逼被动改革变主动改革，将明天的改革变为今天的改革。可以预见，2019年，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力度将继续加码升级。

3月23日－3月25日，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京召开。这是每年两会后最受市场关注的一场“盛会”，参会嘉宾来自国内外高层次的政商学三界，可谓绝对的重磅大咖。证券时报继昨日发表《”两会”后又一重量级会议！国内外政商学界大咖齐论贫富差距与民粹主义，世界风雨飘摇下中国如何安身》介绍23日会议亮点后，今天继续聚焦论坛亮点。

相比于昨日嘉宾多探讨世界局势，今日嘉宾的发言主题则更为聚焦，一方面，发言嘉宾多来自部委高官，释放着来自官方最新、最权威的政策思路和信号；另一方面，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央行行长易纲、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等在内的政界代表均不约而同地提到今年中国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并透露多项对外开放的思路和举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来，金融业一直是对外开放领域的重中之重，“一行两会”出台了诸如放宽外资持股金融机构比例限制、拓宽外资在华机构业务范围等方面的一系列实质性开放举措。根据近两日“一行两会”官员在论坛上释放的信号看，今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将再上新台阶，将更加注重对外开放的高质量高水平，特别是在平衡开放与防风险关系方面完善监管制度。

“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易纲24日发言时称，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易纲表示，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和提供金融服务三大职能。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我国金融业开放过程中，主动学习借鉴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得更快。

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易纲宣布了总计11项金融开放措施和时间表，如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人身保险公司等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等，时隔近一年后再回顾，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措施法律修改程序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进入2019年，金融业对外开放还将再上新台阶，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即将拉开大幕。易纲24日指出，我国金融业开放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针对当前对外开放的水平还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3日在论坛上就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进一步简政放权和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等四方面。

具体来说，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当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数量性的条件限制，包括规模限制、年限限制、股东类型限制、持股比例限制等，银保监会正研究取消和放宽这些数量性限制，来吸引更具专业特色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进一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基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支持外资机构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加多元化。此外,也会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充分激发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市场活力。

三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减少外资机构行政许可事项，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让外资金融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在中国发展。

四是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部经营环境。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的特点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管规则体系，为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营造更公平和开放的环境。

可以看出，新一轮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将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高水平。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表示，高水平开放会增加更多融资渠道，金融开放后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银行体系，增强资本市场韧性，使融资渠道更加畅通，降低融资成本。

尽管深化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成为决策层确定的政策方向，但不可否认，仍有观点会担忧金融业开放步子迈大会带来更多风险。因此，如何平衡深化开放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高水平金融开放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

建行副行长黄毅就表示，从历史经验看，发达经济体金融开放是循序渐进的。我国金融开放既要有计划，又要循序渐进推进，要在稳定和开放之间找好平衡。

不过，易纲强调，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是开放的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具体来说，将从以下四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在李晓鹏看来，金融高水平开放不是一放了之，需要三个结合。一是开放和改革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内金融企业内部改革；二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当前引进来和走出去空间仍很大；三是把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培养国之重器相结合。现在有不少商业银行排名在前面，但总体而言金融实力不够强，特别是综合化金融机构很少，要培养自己的民族金融品牌。

王兆星也强调，银保监会将以扩大开放为契机，通过加快自身法规制度建设，对接国际通行监管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在开放过程中平衡好促进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在开放实践中提升防范风险和监管能力，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取得对外开放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除金融业对外开放外，我国正推动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针对对外开放进程中遭遇的问题，中国正在努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尤其是在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方面。近期《外商投资法》已经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这部法律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明确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全国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的清单越来越接近，今年自贸区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全国进一步推广，我们还将对全国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压缩。

 韩正表示，目前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开放的措施，我们还大幅度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基本放开了制造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我们还要加快电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开放进程。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研发、创新。

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化、法治化的营商和投资环境是本次论坛中被热议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要持续提高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在制定实施《外商投资法》的基础上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对现行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第二，对大量涉及外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的法规，还有部门的规章，以及地方性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调整。第三，尽快制定更加细化的配套法规规章，保障《外商投资法》真正落地。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对标国际高标准，下力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进一步的改善。一个是提高企业开办产权登记经营许可的效率，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销惯例，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主体，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强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此外，还要继续提高营商环境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力度，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最多跑一次”，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削减进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的程度。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的领域外资进行独资经营。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近年来，我们以全面放宽市场准入为重点，致力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发布的2018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大幅压减，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在全国推行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积极推进在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政府采购、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一批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如何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宁吉喆表示，更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出台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快制定相关配套规定，保护外资。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制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并设立生产研发基地。健全外资项目服务机制，集中精力推动一批规模较大、示范性较强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即使面对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中国也绝不会步其后尘、筑起壁垒，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将坚定不移、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已经实现向出口、进口并重大国转变，我们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地希望扩大进口，促进贸易收支平衡。”韩正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钱克明表示，今后要从“四个”更加把握制度性开放的内涵。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公平地开放。今后的开放将更加注重国内的规则、制度、法律等层面的完善，强化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让开放在消除边际后的壁垒，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更加注重扩大比如服务业的开放，比如西部的开放，要注意推动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布局的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要注重顶层设计，要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从新时代开放理念、开放的战略、开放的布局，还有开放的动力等各方面来系统地谋划。要更加注重竞争中性和规则的公平，对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钱克明表示，近年来我国着眼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举措，商务部具体落实了很多措施，下一步将打造制度开放的新高地。

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方面，将按照中央部署，分步骤、分阶段地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目前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确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突出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海南的定位，并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方面，下一步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发挥香港、澳门的开放平台和示范作用，支持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与国际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大湾区全面开放发展。

之所以要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钱克明表示，首先是顺应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过去中国主要靠大量劳动力产生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依靠大量廉价要素支撑经济规模的扩张。但现在，我国的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必须要加快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发展趋势的需要，通过对标最新的国际规则，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三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势的需要。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提出中国的方案，提出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二）易纲最新演讲全文来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

来源： 经济学家圈

易纲 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很高兴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进程和展望。

2018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金融领域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不断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支持力度，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一是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作用，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精准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三箭齐发”，即在贷款投放、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工具方面加大政策力度，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明显改善。三是有效防患化解金融风险，稳定宏观杠杆率，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四是兼顾经济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五是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金融业开放。 其中，扩大金融业开放是金融领域的一项重点工作。

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宣布，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要加大开放力度，政策落实“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人民银行随后在博鳌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金融开放时间表，对11项具体措施给出了具体时间。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开放措施的修法程序也已到最后阶段，相关申请的受理工作也已经开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明显进展：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现绝对控股；安联（中国）保险获准筹建，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扩大跨境投资融的渠道，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肯定和认可。2018年6月，我国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2018年9月，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增加近6000亿元，目前总量达到约1.8万亿元。彭博公司确认将于2019年4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中国坚持市场化原则，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外汇市场的日常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越来越适应浮动的人民币汇率。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三大职能。一是有效配置资源。我国储蓄率高，一边是储蓄者、一边是用钱人，如何把巨大的储蓄转换为金融资产，配置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产品上，这是金融业配置资源的重要内容。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央行、基金管理公司、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也需要在中国配置资产。金融市场的任务就是，如何有序开放，使国外和国内投资者都能更方便、更有效地配置资产。这是金融市场第一个重要的功能。

二是管理风险。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的职能是管理风险，主要通过价格发现和提供各种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每天交易需要不断进行价格发现、进行准确的定价。如果我们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无风险利率，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金融交易可以把各种风险溢价进行定价，准确地传导信息。同时金融市场要提供各种金融对冲工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使得市场主体买的进、卖得出，能够进行有效套期保值，对冲风险。当前，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以后，他们会发现我们的对冲工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还须进一步发展。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造条件，提供足够对冲工具，使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

三是提供金融服务，服务于居民和企业。金融服务大部分都和配置资产和管理风险有关，前面已经讲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专业的金融服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节约时间。可以用节约的时间来衡量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年以前，我交水费、电费、房费要去好几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10年以前，交这些费用要去一趟银行，在银行缴费，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今天再交这些费用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手机移动支付，只花5分钟。这些时间的节约说明金融服务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些时间的节约如同在餐馆吃饭比自己做饭节约时间，出去买衣服比自己做衣服节约时间在道理和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金融本质上是竞争性的服务业。

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我国金融业开放过程中，主动学习借鉴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得更快。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针对当前金融开放水平仍有待提高的局面，要做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2018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一是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相关事项的统筹研究协调，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负责其日常事务；人民银行职能进一步强化，被赋予必要的统筹协调手段；监管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二是稳定宏观杠杆率。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一部分债权融资会转变为股权融资，有利于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三是规范影子银行。我们出台了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控制。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效应对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未来，要适应不断提升的金融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2019年我们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论是完善金融服务，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都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指示精神，稳步推进金融业全面开放，助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完）

附：答问环节实录

问题1：美国目前在政治上对金融业开放存在争议，中国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 

易纲行长：中国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同的声音，有支持开放的声音，也有人有所担忧。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问题2：感谢易纲行长介绍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展，令人振奋。有海外媒体议论，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一方面有利于控制万一出现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货币政策不够灵活。请您分享自己的看法。

易纲行长： 1995年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健。从国内物价看，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汇率看，人民币是强势货币，20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大约30%，对美元升值了20%多。从资本流入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看，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大约在10%左右，2018年降至0.3%，国际收支大体平衡。

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我们有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能力防控风险。我认为已经可以适应金融业对外扩大开放的需求。全世界不少投资者都希望配置一些人民币资产，适应这一需求需要我们提高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法律框架、监管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上的透明度。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开放也遵循同样的原理。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控制好风险，更适应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等领域已经融入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开放同样也要做到。

问题3：金融创新，比如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新型金融业务的全球性扩张，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您如何看待在这些领域与其它国家的监管协调？

易纲行长：第一，金融创新是好事，金融创新的一些技术使得成本降低，普惠金融得以推广，老百姓从中受益。第二，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特别是涉及到从社会公众融资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问题，牌照业务必须要强调保护公众利益，保护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三，金融创新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非常重要，因为存在很多金融创新，其资金流、业务和资产管理都是跨境的，这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变得更重要。我们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讨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跨境进行有效的清算，并且公平地保护各国债权人的利益。

（来源：证券时报  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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