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平米的房间里，他们与自杀相搏

记者：王珊

高危干预

从外观上看，位于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所在地是那么不起眼：白色的平房，看起来像是临时搭建的，如果不是招牌上“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几个字，人们很难将它跟旁边的食堂区分开来。推开门进去，更是没有神秘感了，左侧的走廊通往热线间——三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隔成了10个小间，每个房间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电话机。当然，还有一个接线员。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忙于应对电话那头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没有人注意到我这个外人的出现。

与电话这头平静如水的氛围不同的是，热线的另一头几乎是人类所有负面情绪的集结。小到考试失利、邻里矛盾，大到情感背叛、精神抑郁，乃至亲友去世，这些事件引发的愤怒、惊恐、悲伤、痛苦，伴随着哀号、抽泣、呜咽、怒喊、叹息，通过一条电话线从全国各个角落输送到这个只有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等待着被处理、安慰和帮助。有的人甚至在打电话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安眠药物或者尝试过自杀，还有人告知热线员自己在地铁站里随时准备卧轨。

图 | 视觉中国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成立于2002年。当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对中国的自杀状况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也就是说，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这被视为当时有关中国最新、最值得关注的自杀数据。

在研究中，费立鹏等人找出了中国自杀人群相较于国外的“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按其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为：死前两周抑郁的严重程度，有自杀未遂史，自杀前面临急性诱发生活事件，死前一个月的生命质量，死前一年负性生活事件产生的慢性心理压力，死前两天有急性生活事件，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

而相对于国外自杀人群获得的全方位服务，在国内，当时69%的自杀者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因此，费立鹏在回龙观医院建立危机干预中心，并出任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们仿照西方的自杀热线为求助者和自杀者亲友提供相应的心理支持，第一条全国性危机干预热线——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和自杀者亲友小组因此成立。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主任王翠玲还记得，危机干预中心的成立仪式还没结束，中心就收到了求助电话。当时，办公室的一部电话被用作热线，中心的工作人员轮班接听电话，每天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4点。王翠玲告诉本刊记者，第二年，中心就有了专门的热线，24小时值班。其中，高危热线的比例占15%左右。

“高危热线”是热线中心的专业术语，也是接线员会特别关注的对象。王翠玲告诉我，高危热线的拨打人往往是有明确自杀念头、自杀计划，并在一周之内要实施计划的；或者来电之前两周内有过自杀行为的求助者。王翠玲说，想要自杀的个体往往行为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他们会困在某个难题或者困境里，认为自杀是摆脱困境、解除痛苦、实现某一目的的唯一方法。但能够打下这个电话，说明求助者还是有一些犹豫的，内心里想活和想死的力量在互相较劲。

《时时刻刻》剧照

接线员这时要做的是打消他们的自杀念头，让求助者意识到解决问题还有其他的出路。“来电最初的3分钟到5分钟因此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要确定求助者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是迅速地获得对方的信任，这样电话才能够继续下去。”王翠玲告诉本刊，不同于日常中人们对与死亡相关内容的回避，接线员会直接问求助者是否有自杀计划，以及是否实施过自杀。“接线员对自杀问题不回避，求助者才会愿意跟你讨论这个事情，这也会给个体一个宣泄的机会，把压抑已久的痛苦倒出来。面对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否则很难开展工作。”

所以，13年前，当李萍拨进热线被问到是否有自杀念头时，她对着电话痛哭，觉得自己在现实世界关闭的情绪出口在热线打开了。李萍是在半夜打进热线的。当时她54岁，刚刚失去了老伴。老伴是急性心脏病去世的。用李萍的话说就是，“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早上人就去了”。李萍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中：“他怎么可以丢下我就走了？” 

李萍说，老伴已经退休，一直身体很好，原本两人打算等自己退休了就买个小车出去旅游，李萍还专门考了驾照，就想着开车时能够互相倒换一下。“你说，我本来计划得那么美好，一下子全都没了。我们也没孩子，我就想着随他去了。”老伴去世后，李萍的世界变得封闭起来。她不愿跟人说话，怕人家笑她是疯子，“整个人就是木的”。单位领导考虑她的状态问题，让她提前退休了，人际交往更没了。

李萍睡不着，家里处处都是老伴的影子，她一个人从白天等到另一个白天的到来，人快速地瘦了下来。那时，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重度抑郁。无休止地痛苦将李萍包裹到窒息，她想方设法地寻死。她吞过安眠药物，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又救了回来。她还摸过电门——把墙上的插座拆下来，把手伸进去，人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慢慢才恢复了知觉。连出去旅游都是为了自杀寻找机会，她拿着爱人留下的几万元去了阿尔卑斯山，她想着自己一定要爬上去，再从上面跳下来。跳的一瞬间，她想着不能给旅行团添麻烦，就忍住了。

李萍已经想不清自己到底跟热线说了什么。她只记得，每次电话一接通，她就冲着电话先哭上一阵，然后就一直说。热线就像给她开了一扇门，可以任由着她讲述自己的痛苦。有时候热线占线打不进去，她就一遍一遍打，后来发现凌晨1点后是个好的时间段。所以，多数时候她都将电话抱在手边，看着闹钟数着时间过。李萍打了五六年的电话，能够认出每个接线员的声音。“现在会觉得自己总是占着线挺自私的，但那时什么都顾不得了。我就像一个垂死的人，在水里乱抓，抓住什么是什么。”

聆听与出离

热线组的每一个人都接听过李萍的电话，但他们却很难记得清李萍了。接线员冯涛坐在我的对面，他不到40岁，微胖，讲起话来温声细语。他的手边有一个硕大的保温杯，看着能装两升水。这是热线员共有的特点，长时间的交流通话让他们的嗓子时刻处于沙哑的状态。为了缓解，冯涛经常会泡点花茶。他已经在热线工作了10年。

这几年，城市化、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卫生事业方面的进步等，促使中国的自杀率逐渐降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2年中国的自杀人数约12万人，自杀率也降到为7.8/100000，下降幅度超过50%。费立鹏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热线电话、健康教育对自杀率的下降能起到10%的作用。

然而，冯涛却觉得热线越来越忙了。2008年他刚到热线工作时，只有四五个席位，现在10个座位都坐满，系统仍显示电话处于占线状态中。“你接电话时，能看到后面有一排的号码在排队。”王翠玲告诉本刊，如今热线每个月的来电量在3万左右，有时甚至突破4万，接线员24小时轮班接线，能被接听的也只有十分之一。“高危热线也增长了10%左右。高节奏的工作和生活让人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她还提供了一组数据，前两年，在各地精神卫生中心支持下建立的热线仅有30多家，2018年年底已经达到50家。

让我吃惊的是，不管是冯涛还是王翠玲都很难讲出一些求助者的具体故事，只能大致地将求助者面临的问题归为精神心理、家庭关系以及家庭外的人际关系问题三大类。至于求助者的个人经历、故事甚至是打电话时的状态，都在他们的记忆里支离破碎。冯涛甚至描述不清楚前几天刚刚接过的一起高危案例的电话内容，“抱歉，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如果有记录本在手边，我翻一翻是能够说出来的”。

他回去取了记录本。根据记录，打电话的是一个男性，存在抑郁的问题，他说自己从小到大就没开心过一天，但又讲不出原因，最近打算去自杀。“每个打电话来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很多人能讲出一堆的问题，但自己也说不清哪个是主要的，好像每件事都跟自杀的念头有关联。我们要想帮助他们，就得站在来电者的角度去理解对方，与对方共情。但你要能够出来，不然一直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人是承受不了的。”

忘记是接线员自我修复的一个方法，否则你可能会永远泡在哀伤里。某种意义上，接线员有点接近于武侠小说中的蒙面大侠，只有在需要时才凌空出现，更多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市井里的买菜人。冯涛是学心理学出身，毕业之后做过一段时间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干预工作。这一背景使得他在进入热线之后迅速地适应了工作的性质和节奏。即使如此，在工作之后，他在体形上也发生了变化——食物某种程度上能够帮他缓解一些压力。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治疗师郎俊莲是第一批热线接线员，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在家里睡觉前都会把电话线给扯下来——热线要求电话响三声必须接线，她已经对电话铃声形成了应激反应，“一听到声音就会跳起来”。

《自杀热线》剧照

从容应对，更多是适应和训练的结果。仅是接线员的声调、语速、语气，在上岗前要经过半个月的语言培训。“电话热线双方的交流仅是靠一根电话线，能够维系双方关系的也只有声音，求助者往往又是敏感的，你必须从声音里传递出可信赖的信息。”郎俊莲说，第一期学员培训时，危机干预中心特意邀请了发音的老师，对他们做了四个月的培训，甚至连吐气的方式都做了严格要求。

第二点要训练的即是克制情绪，一个接线员在上岗前必须要通过情绪的考验和历练。“求助者的经历都很惨，如果接线员听了之后哭了，他陷在自己的情绪里，就会顾不上求助者。”郎俊莲说，在培训的时候，培训的老师会给新来的接线员讲接线的案例，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就在下面哭。接线时，新的接线员也会跟在老接线员后面听。只有过了这关，接线员们才能摸到电话开始正式工作。

夜晚是高危电话最多的时候。有时一个夜班值下来，冯涛能接到五六个高危电话。“白天上班时间大家注意力比较分散一些，求助者也不会去考虑自杀的事情，到了晚上，他们的精力就全挪到这一块儿了。”打过热线咨询的人，不少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是接线员成就感的来源。他们会对高危求助者进行定期回访，70%的人依然能够联系到，但总有一些人没了音讯。后来有家属打电话告诉接线员：“人已经走了。”王翠玲最担心这样的时刻，它会对接线员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

王翠玲提到一个女接线员，她曾接过一个电话，对方30多岁，并没有很强烈的自杀念头。接线员对他做了自杀风险评估后，认为他有抑郁症，劝他去看心理门诊。可对方有很多担心，他首先觉得那是精神病人才会去的地方，自己如果也去就说明自己疯了；若是让单位知道了，工作可能也没了。总之，对方强烈抗拒就医。

图 | 摄图网

在得知求助者自杀后，女接线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要是多劝他一句，他可能就不会自杀了”。尽管王翠玲和其他的接线员一遍遍地说她已经尽力了，她依然走不出来，甚至晚上做梦还会一次次回到接电话时的场景。这也让她在面对新的接线时小心而谨慎。她会一遍遍在电话中询问求助者有没有自杀的意向，使得求助者神经都紧张了起来。后来，王翠玲只好让她休息调整了两个月，“确实有接线员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离开的”。

被关注的自杀者亲友

一头儿是与自杀相搏，一头儿是与干预自杀引发的负面情绪相对抗，自杀者与干预者都在被公众和外界慢慢了解并获得支持。然而，自杀者的亲友这个群体，却很少被社会关注，他们大多在默默忍受亲友逝去的忧伤。20世纪70年代，这一问题逐渐被社会所认知，专门针对因自杀而丧失亲友者的团体在北美开始成立，随后，全世界各个中心城市也相继成立类似的群体。

费立鹏曾撰文提到，一个人自杀会导致他的至少六个亲友有居丧反应。在2002年，按照这种算法，中国每年自杀人数20多万，因此每年约有170万人因为亲友自杀而受到严重的心里损伤。这显然是一个比自杀者更庞大的群体。与热线同时成立的自杀亲友小组隐匿于回龙观医院的一角，为他们提供支撑和帮助。

2010年，郎俊莲开始负责自杀亲友小组的活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是小组的活动日。这一天郎俊莲和工作人员都会在活动室的深红色木桌上放上足够的抽纸——几乎每个来参加活动的人没说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他们中有的人是配偶自杀，有的则是儿女突然就没了。来的人并不多，每次有4〜6个参与者。每个人开场的方式都很直接地囊括两个内容：我是谁，我是什么情况。郎俊莲和工作人员会在旁边陪伴他们，听他们倾诉，并在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专业支持。

“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一家有人自杀了，一般当事人是很难跟别人言说的，通常邻居知道了也会质疑人是不是被逼死的，而他们本身还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疼痛。”郎俊莲告诉本刊，起初成员们并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内心，但当发现大家经历一样时，也就有了交流的欲望，就像抱团取暖一样。“这就像你有一个不能跟别人说的事，我也有一个同样的事情，咱俩之间这个就不算秘密了，可以公开来谈了。”郎俊莲向我打比方，她说在这样的情境下，亲友们会发现大家都睡不着觉，同样震惊、自责、内疚，都在经历同样的痛苦，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只有经历过的人告诉他们能走出去，他们才相信”。

《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既有的研究也表明，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悲伤成分，在自然原因丧失亲友的人身上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比如说，自杀身亡者的亲友更多认为，要对死者的死负有责任，感到被排斥和抛弃。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琢磨自杀身亡者的自杀动机，这会增加他们走出悲伤和痛苦的难度。

小组里，一个父亲在女儿去世后一直处于自责的状态，他每次都会讲起一个情节——他知道女儿曾去医院看抑郁症，他总是想，如果自己能够再重视一点，女儿可能不会死。小组里的另一位中年男性则一直在追寻母亲自杀的原因。他与母亲并不亲昵，很早就离开家里独自生活。在他的认知中，母亲并不爱他，只会对自己的妹妹和兄弟好，从疼爱他们到为他们带孩子。但母亲自杀后，却将所有的存款都留给了他。“他每次来，只问一句‘为什么’，大家也会帮他分析原因，但他总觉得不是。”郎俊莲告诉本刊，后来，这个男人来参加活动就站在门口听大家讲，也不愿意进来，“我们也尊重他”。

刚到自杀亲友小组工作时，郎俊莲也曾试图去改变这些人的状态，让他们不要沉浸在痛苦里面。但她慢慢发现，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那时，小组还只有她一个工作人员，她觉得这个过程就像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拉力赛，绳子的一头儿是自杀者的亲友和他们厚重的哀伤，绳子另一头儿却只有自己。“那种感觉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沙漠里，你耗尽了都救不了他们。每次小组活动前，我都会想这一个月怎么过得这么快。”

郎俊莲只好向医院申请增加一个工作人员，以彼此支持。她也慢慢发现来到这里的人更需要的是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别人为他们做主。“一个人只有找到与逝者新的连接，他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有的人可能需要半年，大多1〜3年，有的则需要5年以上。我们这儿就像他们的一个家，他们有需要了就会过来。”

郎俊莲也想去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自杀者亲友，然而多数时候会有很强的无力感。这是一个耗人耗力的活儿，需要社会支持以及大批有专业功底的人员参与。郎俊莲告诉我，国内曾经也有两个类似的组织出现，但因为多种原因，最终没有维持下去。为了解决人手的问题，她开始招募志愿者进行培训，招募的要求也很简单：免费参与培训一年，但要为小组服务三年。她们曾组织自杀者亲友团出游，去过北京的八大处公园，也走过奥森，郎俊莲恨不得每个自杀者亲友都找志愿者陪伴着，她担心处在悲伤中的自杀亲友一旦遇到什么刺激可能情绪失控，“万一出事了，小组也就失去了安全港湾的功能”。

如今，李萍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想自杀的事情了。她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疗相关的机构担任志愿者。她还是20多个QQ群的管理员。一次一个山东的网友在群里跟她说服用了安眠药，李萍冒着大雨到家附近的派出所报案，但警察说没有办法确认那个网友的身份。李萍觉得很无助。所幸，后来网友联系了她，说自己无恙。“以前，我只是生病了，是个病人，现在我不也好了吗？”李萍说。

（李萍为化名。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2期，点击文末封面图即可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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