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崇园案结案：作为姐姐的这一年

记者 | 王海燕

从诉讼到和解

3月26日是陶崇园的一周年忌日，3月26日，他的家人和导师王攀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王攀向陶崇园家人支付65万元抚慰金，同时当面向陶崇园的家人道歉。

作为陶崇园的姐姐，陶蔓菁当时没有在现场，发起诉讼的是她父母，王攀的道歉也是单独针对两位老人的。王攀拿着一张A4纸念了道歉文字，她父母当时哭到几乎坐不住，就那样接受了。原先王攀是答应过90度鞠躬的，后来又反悔了，陶家也没办法再强硬下去，陶蔓菁是个坚韧的人，但不是强硬的人，她父母也不是，陶崇园也不是。

插图：老牛

法律程序是从去年4月开始的，从立案开始就磕磕绊绊。金宏伟是陶家的代理律师，他说，以往涉及学生在校教育中遇到的纠纷，多来自中小学生和学校或老师之间，判决依据往往来自《未成年人保护法》，大学生、研究生和学校方也上过法庭，但学生和导师之间进入法律程序的，他们找不到前例可循。

立案前，金宏伟专门到武汉，跟陶家人在一起谈了两天，告诉过他们，胜诉的把握实在太小了。当时金宏伟主要是和陶蔓菁沟通的，陶崇园走后，绝大多事情，都压在了这个20多岁的姑娘身上。金宏伟记得，当时陶蔓菁的打算是，如果能胜诉，对家人算一个安慰，如果败诉，就当一个公共参考了。总之，即使希望渺茫，她上诉的态度至始至终都很坚决，她也确实没有其它可选的路了。

立案后，陶蔓菁请了一个月假，专门收集证据。证据分为两类，一是陶崇园留下的包括QQ聊天记录截图在内的电子资料；二是人证。

聊天记录用A4纸双面打印，有100多张，怕法院问到时答不上来，陶蔓菁把这些资料全部系统地重新分类，背得几乎滚瓜烂熟。所有的资料她都觉得很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她来说都剜心掏肺，都是王攀的“罪证”。但法律有其它的逻辑，陶家对王攀发起的是民事诉讼，起诉书使用的是人格权纠纷，当时金宏伟最担心的是如何证明证据的真实性，比如QQ聊天记录，从法律上来说，甚至算不上原件；即使能证明截图的真实性，如何认定王攀行为与陶崇园坠亡的关联性呢？

陶崇园发给王攀的邮件

在做陶崇园这个案子的时候，金宏伟询问了大量精神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如何评价王攀与陶崇园坠亡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结论都不完全一致，有专家建议金宏伟，不要陷入数学题般精确的逻辑归因，回到常识即可。实际上，精神病学诊断里，常识和经验本身就是诊断标准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所有类似案件中，专家们不愿意上法庭作证的原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也有规定，基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日常生活经验能够推定出来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但真正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更希望举证方能给出明确的医学诊断作为证据。

实际上，对金宏伟来说，他最想知道陶崇园坠楼前一天发生了什么，那样可以构筑起更严密的证据链条。根据目前已知的证据，那天下午除了在宿舍睡觉，陶崇园还出去过一趟，但他到底去了哪里，发生过什么，却再也还原不出来了。坠楼前，陶崇园带在身上的手机在他坠楼后就丢失了，陶家人一直没找到。

陶蔓菁还找过许多证人，包括陶崇园在王攀指导的“D&C实验室”的同门，同学，甚至所有在武汉理工就读过的也许会和案件有零星关系的人，曾有五六个人答应愿意作证，但最后真的愿意见律师，在书面证据上签名的只有一位。陶蔓菁很理解，案子影响大，每个人的压力都大，而且很多愿意帮忙的人也未必帮得上，王攀找人去家里，经常是单独叫人，没有人真的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去王攀家里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类比可以让她更了解弟弟的生活，但无法成为证据。

从本科加入王攀（左三）的足球队后，陶崇园（左二）一路成为球队队长，与王攀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庭前会议是在2018年7月份，陶蔓菁和金宏伟一起去了法院，她没让父母去，“没必要”。在那里，她再次见到王攀，还是长长的头发，大背头，但发尾似乎没有那么翘了。对陶家出示的证据，他一点也没否认，倒是很干脆地认定了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王攀请了两名律师，也带来了自己的证据。其中一类同样是聊天记录，这些记录里包括他曾自掏腰包给学生发钱，请学生吃饭，给队员买球鞋买队服，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好老师，还带来了大约七八个人的证言。出示证言的都是王攀的学生，他们夸赞他出手大方，对学生不错。这些证言都是打印件，金宏伟试图让他出示原件，陶蔓菁则注意到另外的细节，那就是所有的证言都出自王攀早期的学生，大多是90年代的，最晚的一个也是2005届的。根据王攀的公开简历，那时他30岁左右，刚刚参加教学工作，也是他学术成果最丰富的几年。

金宏伟说，王攀在庭前会议上，情绪一直很稳定，反倒是陶蔓菁有好几次跟他呛起来，其中一次是因为王攀的律师声称，陶崇园坠楼是因为事发当天早上，陶崇园和母亲发生争吵导致的。陶蔓菁当场就哭起来，她曾反复看过事发当天母亲和弟弟现场交流的监控视频，虽然没有声音，但视频显示，两个人在肢体上一直很平静。

庭前会议后，各方都在促进和解，陶家最后答应，如果王攀愿意道歉的话，他们可以接受和解，不再坚持诉讼。一纸道歉，成了陶家在后期的主要诉求。

但签和解协议时，双方又卡住了，早在2019年2月2日，双方就去法院有过一次正式调解，调解笔录都做了，王攀同意公开道歉，现场鞠躬，但最后给出的和解协议陶家无法接受，一是道歉文字称“虽然王攀与陶崇园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但双方愿意在法院的组织下，就王攀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对陶崇园的不当言行，所造成的悲剧表示歉意和惋惜”。二是王攀要求签订和解协议后，陶家不能再对案件发表任何言论，否则要全部返还赔偿金，并向王攀赔付违约金。

按照这个方案，抚慰金变成了“封口费”，王攀也成了承担道义责任的。陶家当然感到愤怒，但他们仍然试图去谈。在律师的提示下，陶蔓菁想将和解协议中的“发表言论”部分改成“不得发表与调解协议相悖的言论”，但王攀不同意。从他的角度，他似乎真的不认为自己对陶崇园的死亡负有责任。

实际上，如果从2019年3月最终的调解方案来看，陶家还是让步了，公开道歉和现场鞠躬的部分都没有了。王攀照着一张A4纸念出了那段道歉：“我，王攀，对在陶崇园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道歉，我对失去陶崇园这名优秀的学生深表痛心，对陶崇园的悲剧表示惋惜。”

反而是在抚慰金上，双方几乎没有太多的交涉。苦苦坚持的，成了一场讨价还价后精疲力尽的潦草结尾，而这，看起来已经是能获得的最大胜利了。

一家人的牵绊

陶蔓菁能感受到，父母接受这个结果，一大半是为了她。对这两位培养了陶家湾第一位名校博士的村民来说，他们曾经朴素的正义和是非观念里，早就认定王攀有罪，应该会受到惩罚，他们一度信心满满，毫不怀疑官司会赢。这个结果算什么呢，“他还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啊”，陶蔓菁说，但她和父母都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她担心父母的身体，父母担心她的前途，三个人都背着沉重的包袱。

和解后，陶蔓菁的母亲就病了，陶蔓菁多少预料到这件事，这一整年里，她母亲常常整夜整夜无法睡觉，还能撑住，全凭“要为儿子讨个说法”这口气。现在，讨说法的事已经了结了，永失至爱的痛感并没有得到安慰，相反，变得更尖锐具体了，直直往肉里扎。

陶蔓菁和陶崇园从小是乖孩子，以前父母对他们很放心，从来不管的，现在她和朋友出门，一天时间里，父母的电话接二连三打过来，全是担忧和恐惧。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和指望了，也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她发的微博，她母亲每一条都会看，不是关心舆论反馈，而是怕她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她知道，在这一年里，舆论让陶蔓菁获得了许多帮助和安慰，但她和丈夫还是习惯性地被某种无法具体说明的顾虑牵扯着，他们怕她毕业受到影响，怕她找工作受牵连，这和当初担心陶崇园的理由一模一样。

但实际上，陶蔓菁也不是激烈的人，如果和她有所接触就会发现，她和她的父母一样悲痛欲绝，但总是想到，应该更平静地忍受。即使在庭前调解会议上见到王攀时，除了感觉母亲受到侮辱而呛声以外，她做的最激烈的事也不过是一直盯着王攀看，但王攀一直低着头，没有跟她对视，她想，“他或许还是问心有愧吧。”

插画：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陶崇园去世后，陶蔓菁就知道，陶崇园去王攀家的频率很高，但真正仔细去整理材料的时候，她才感到太恐怖了，从那些聊天记录里，她清楚地看到，陶崇园的时间大部分都被王攀占据了，打饭、做杂物、陪着打球、聊天、聆听训诫……一天接一天，一天接一天，每天如此。甚至，很多次，王攀找陶崇园聊天，直到深夜，陶崇园抗议“困了，想休息了”，王攀依然视若无睹地继续。这些对话，陶崇园曾跟同学说起过，“都是他在讲道理，他可以讲几个小时”。

而在这期间，陶崇园还在努力寻求各种途径读博，用自己配置低下的电脑跑数据发论文，在招聘季接近尾声时找到了一份超过大多数同龄人薪水的工作。再去重新审视陶崇园的生活，陶蔓菁感到的心酸：“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挤出来的。”

陶崇园最大的梦想是留在校园做科研

整理证据那一段时间，陶蔓菁很少睡得着，脑子里全是那些证据，来来回回滚。她本来应该去年就能毕业的，然后在武汉找一份教职工作，把单纯的校园生活持续下去。但这件事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了，陶崇园刚刚坠楼时，陶蔓菁是真的相信学校会尽力调查真相的，但后来事情越拖越久，陶崇园的手机再也找不到了，也没有证人愿意站出来了，她才发现，一切都得靠自己。

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她有时候会忍不住想，会不会还有其它的问题，那篇文件名被改掉了的论述高校性侵的文章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知道陶崇园给王攀按摩过，但再也没有其他指向性的证据了。那是一个黑洞般的问题，让她恐惧得本能地想逃，她不想看那些证据了，更不想提，她得暗示自己，弟弟并没有过得那么苦。

在本科毕业时，陶崇园曾下定决心要离开王攀，和女朋友一起去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当时对王攀的品行已经有所认识，但王攀在和他谈过一次话后，他改变主意了。某种程度上，那是一次命运分叉的路口。我一直无法想象，那一次谈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陶蔓菁说，即使回过头去看，她依然能理解弟弟，因为陶崇园本科时的确受到王攀诸多照顾，感恩是应当的，在她自己的公开言论中，她对帮助过她的人也时常表达感恩，她觉得只是弟弟看走眼的原因，“没想到他（王攀）是这么变态的一个人。 ”

直到现在，陶蔓菁的爷爷都还不知道孙子出事的事情，对爷爷来说，陶崇园已经如梦想的那样出国深造去了。陶蔓菁不知道还能瞒多久，她自己常常梦到弟弟，全是明亮的部分，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时间倒退了的感觉。一年过去，弟弟不是变得更模糊了，而是更清晰了。有一次，她在微信运动里，看到陶崇园的名字紧紧跟随在她后面，清晰地闪现在手机屏幕上，她很快就醒悟到，那是因为她用手机登录了他微信的缘故，但那个恍惚的瞬间，她真的有错觉，弟弟又回来了。

（陶蔓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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