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父母越来越没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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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行！”

“知道了知道了！”

“回头再说吧！”

“哎呀，说了你也不知道，别问了！”

这是我们和父母常见的日常回应。

言语简练，没有废话。当然也没有内容交换和情感交流。

上一句刚刚敷衍了、顶撞了父母，转过身我们又陷入深深的懊悔和自责中。但下次同样场景还会上演，因为控制不住。

为什么我们对父母越来越没有耐心？

松子，自由撰稿人，和父母住在同一层楼的隔壁。

父母无法理解她的职业选择。他们觉得松子应该找个正经工作才对。何谓“正经”？机关单位最佳，最差也要国企；朝九晚五，收入稳定，说出去有点面子，起码不丢人。但在父母看来，松子现在的状态，没有一条跟“正经”沾边：没有单位，没有保障；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昼夜颠倒；收入忽高忽低；不好向别人解释。跟无业游民差不多。

图 | 摄图网

但松子乐在其中。因为兼具文科生的文笔和理科生的背景，她的文章呈现出知识和视角跨界的独特性，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在撰稿人领域里，她不仅小有名气，还在公众号、知乎、今日头条等平台积累了一批固定粉丝。以流量凸显价值和影响力的时代，稿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百八十块，而是根据受欢迎程度和点击量成倍成倍的递增，只要写得好，受欢迎，不仅有不菲的经济回报，还会有及时的读者反馈和互动。但父母认为，这不够稳定。

社会和技术的发展，给有个性、有实力、有想法的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自我实现的形式。在松子看来，写作不仅仅是孤独清苦的劳动，也可以变成一种表达自我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时代和大众同频共振的互动。

图 | 摄图网

但是这些，父母并不清楚。松子也懒得解释。

她很了解，家庭传统的氛围是控制而不是自由，是有用而不是有趣，是责备多于鼓励，是和别人比较多过自我认可。因此，松子根据成长经验就会预测到沟通结果，因此而不愿意和父母分享，而宁愿去找朋友和闺蜜倾诉。

松子觉得，自己这一代的职业选择和父母一代有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比如更看重个体发展、更注重生活品质、更在意职业自主性、更强调权利意识等。

“我和父母虽然一起经历着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家庭观、婚姻观、事业观和消费观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和成长环境有关。我无法理解我妈为什么多大的冰箱都不够她用，她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赶紧找人结婚生孩子。沟通起来太费劲，一说话就容易呛起来。”松子说。

但她很清楚，这并不会破坏双方的感情的底色。

“无论怎么惹父母不高兴，他们还是不会抛弃你的。最多，我妈骂我一句，转身还是会给我做饭去。”松子说。

2018年，是佳慧比较崩溃的一年。

先是临近退休的父亲患了抑郁症，母亲不得不陪伴左右，无法来北京帮忙接送孩子，之后公公也生病了，需要做个大手术，婆婆也被抽走了。

作为独生子女的佳慧夫妇，忽然发现，身上的责任和负担一下子就重起来。不仅要兼顾工作，同时需要安排照顾双方父母看病住院，照顾接送孩子的事情，也一下子落在他们自己身上。生活忙乱异常。

《都挺好》剧照

此前，孩子一直是她的小家庭和整个大家庭的中心。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围绕孩子的需求和成长。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资金和人员都足够完备。双方父母虽住在外地，但会轮流交替来北京帮忙接送孩子，偶有波澜，但日子大抵平静正常。

当然，像每一个家庭一样，在养育和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两代人也经常会有冲突。吃饭是追着喂还是自己吃？穿衣要舒服还是好看？发烧是赶紧吃药还是扛着？是保持干净卫生还是和小朋友打成一片？是只完成学校作业还是多报几个课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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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遇到这些问题，两代人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分歧。老人觉得自己有经验，佳慧觉得自己更科学。她常常会控制不住情绪。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说服不了对方的时候，她就会失去解释和沟通的耐心。“哎呀，你不懂就别管了！”佳慧常常用这句话作为话题终结。但说完，她也常常后悔自责。

因为不习惯北京的气候、环境和饮食，双方父母常常会想家，家里有朋友以及自己熟悉的一切。但为了孩子，只能在北京坚持着。因此，每隔几个月，两边父母就要交接轮换一下，回老家缓一缓。

除了分歧，佳慧也受不了双方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别逼她了，不愿意学就不学吧！”

“孩子喜欢就买吧！挣钱不就是给她花的吗？”

“干嘛非让她哭呢？她想怎样就怎样呗！”

学校门口，帮小孩背书包的老人。（图 | 视觉中国）

小孩子天生精明敏感，知道如何迅速找到可以依靠和倚仗的力量。老人恰好是他们的同盟军和保护伞。这让家长面临家庭教育权威性的挑战，并陷入精神焦虑。

以钢琴为例。她知道，6岁的女儿，还无法体会音乐的美妙和愉悦，在琴凳上，总是如坐针毡，那种不专注、很痛苦的表现，常常也让佳慧质疑自己的选择。这种犹豫和彷徨的时候，更需要一种支撑的力量，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孩子。

佳慧承认父母对孩子毫无保留的爱，但冲在职场一线的她，却比父母更清楚未来一代可能面临的时代挑战。这让她不得不在爱孩子的同时，也要给孩子立点规矩和加点压力。

文强的烦躁从早上挤地铁开始。

单位在北京三环里面，停车位极其有限，因为新的停车计费系统启用，一天至少要交200多的停车费。他于是改乘地铁。

北京拥挤的地铁四号线，文强至少要等三趟车才能挤上去。其实大多数时候还是被挤上去。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被封闭在车厢里，随着人流上下挪来挤去。

图 | 摄图网

为了打发无聊的一个小时，文强一般会用手机听听新闻。作为一个记者，他已经很强烈地感受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这些新闻里高频率的科技词汇，在来势迅猛地改变着现实生活，而且速度超乎想象。无人驾驶汽车、新闻写作机器人、智能手术机器人、银行智能服务一体机、无人机快递、网络支付……无数信息其实都在不断传递着一种信号：这是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需要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否则会被淘汰，无论是职业还是个人。

报道称，美国的AutomatedInsights公司已经开发出软件WordSmith。这款人工智能记者程序，只要导入最新的数据，大概0.3秒就可写出一篇股市行情的新闻报道。更打击人的是，这款人工智能记者只需首次设置费用，随后运营费用接近0，并且它可以24小时不休息。

图 | 摄图网

虽然这样的时刻还不会马上就来，但是也让文强有隐隐的职业忧虑。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文强这类传统新闻科班出身的从业者冲击是很明显的。思维方式、传播模式和技术手段，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挑战。和90后的同事相比，某种程度上，80后的文强传统的新闻教育经历和积累的工作经验，对于新媒体的运营和创新反而是一种束缚，帮助不大。新媒体完全是一种新的玩法。文强不得不重新学习和研究，订阅了大量的公众号，下载了抖音、哔哩哔哩……

他知道，跟上时代，需要自我地不断更新和迭代。

图 | 摄图网

这些工作上压力和变化，文强很少说，父母也不太了解的。这十年间，文强经历着人生一系列的大事。毕业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贷款买车、生子，经济和精神上一起接受着生活带来的挑战。这是他选择的生活，就要承受结果。文强不想增加父母的担心，能扛都自己扛着。但有时候父母打电话时，恰好赶上他焦虑、烦躁的时刻，他就会草草敷衍结束对话，没有耐心听完父母关于吃饭、冷暖的常规询问。那是他认为当下没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还有无数更头疼的事情等着他。比如夫妻情感的维护、孩子的教育择校、还要不要生二胎、领导的新思路、下属的新动向……

以及下了班照例拥挤的四号线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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