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与巴黎圣母院的19世纪大修复

总有人热衷于在文学作品中考据原型。伦敦泰特美术馆的档案员根据馆藏的19世纪同胞亨利·辛布森（Henri Sibson）的回忆录发现，《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加西莫多很可能并非虚构，而实有其人。

雕刻家辛布森的回忆录皇皇七大卷，不逊于文学家。他和雨果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19世纪20年代曾被招募到法国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在回忆录里，他提到同在工地上的一个驼背石匠，姓名不详，看起来不太合群，“不喜欢和其他石匠待在一起”。其后某个章节，辛布森又一次提到“驼背先生”。档案员由此考证：雨果出版《巴黎圣母院》是在1831年1月，但开始构思是1828年，其间他为了收集素材可能会经常造访修复工地，所以他认为，雨果应该也遇见过辛布森提到的这个古怪的驼背石匠。

档案员还有一大发现：辛布森写道，“驼背先生”有一个石匠同事，大家叫他“塔扬先生”（Monsieur Trajan），而在雨果后来写成的《悲惨世界》里面，主人公冉·阿让在刚出场的时候，用的名字就是Jean Trejean，谐音于辛布森提到的这个人。尤其让档案员坚信自己发现的情节是，有人在1833年的年鉴里找到了这个人的记录，他住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斯一带，和雨果住的孚日广场相隔不远——在档案员看来，他们或许相熟，而这个人向雨果讲过“驼背先生”的故事。

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加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的角色形象

巴黎圣母院1163年开工，整座教堂建成用了170年，直到1345年才最后完成，此后在17世纪和19世纪又分别进行过两次大修复。史料记载，19世纪这次大修复始于1845年，由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 le Duc）主持，直到1864年完工后才重新开放。英国雕刻家在回忆录里提到的19世纪20年代对巴黎圣母院进行的修复，不知道和1845年这次大修是否所指相同。驼背的石匠是不是雨果笔下加西莫多的原型，难做最后证实，但巴黎圣母院在19世纪进行的这次大修复，确实和雨果不无关系。

巴黎圣母院（1810年）（图 | wikicommon）

《巴黎圣母院》写于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菲利浦上台后，颁布宪法废止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国教地位，反教会情结在文化界比较常见。其时负责监护法国教会中世纪建筑的官员，从成员名单就可以看到，大多是平时言辞间表现出反教会的知名人士，建筑师勒-迪克就是其中一个。当时被任命为法国历史纪念物委员会主席的作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是另一位权势人物。法国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本身就有一种传奇的矛盾“身世”，几乎是在法国大革命毁灭旧王朝历史的同时，催生了这样一个历史遗迹的保护机构，并在将近半个世纪后，从形式到地位都得到确立。

大革命期间，跟旧王朝有关的贵族和教会纪念物几乎都曾遭到破坏，教产也被国有化，但执掌政权的国家代表大会却很快在1790年10月颁布律令，要求各部尽可能评估并保护国家财产下的纪念物、教堂、宗教建筑。当时成立的监督保护机构叫做“国家纪念物委员会”。

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路易·菲利浦政府设立法国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来集中管理全国的历史性建筑。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从大革命时期的“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脱胎而来，主要成员仍是诗人、文学家和学者。这个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特别职位，叫做法国历史纪念物的“总监理人”，第一任即自由派历史学家维提特（Ludvoic Vitet）。

即便在今天看来，总监理人的职责也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必须要经常寻访法国各部，保证自己抵达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纪念物的所在地，收集任何有关此类或是相关物品的信息，能够揭示每一栋老建筑的由来、变化或是毁坏；从记录、档案、博物馆、图书馆或是私人收藏中，找到对建筑身世的证实；亲自接触每个地区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权威和个人，告知重要建筑的房产主人以及房客建筑的重要性，它们的保护需要这些人的努力。最终，总监理人在指导工作的同时，负责各地政府各个部分对于保护的重视，达到重要的纪念物将来不会再因为人们的无知或是怠慢受到毁坏，有能力的当权人将尽其所能保护纪念物，这样，当局和私人个体的良好愿望和辛苦不会白白地付出。”恪守职责的维提特曾感叹，像文学家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给出如此生动的对建筑身上历史事件的联想描写，更能说服大众去喜爱和保护建筑。1834年，梅里美成为维提特的继任者，文学家直接做了古建筑的保护人。

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图 | wikicommon）

作为“七月革命”的支持者及“七月王朝”几任政府委员会里的成员，雨果本人以及他在“七月革命”发生半年后出版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对于法国历史纪念物的保护都至关重要。1832年时，巴黎名流蒙塔朗贝尔特伯爵（Comte de Montalembert）在《两个世界导报》上发表了一封写给雨果的信，其中一段指责巴黎，“不关心保护，并且在面对破坏时毫无举措”。这位伯爵相当富有，而且是天主教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激烈主张教皇集权，但在保护中世纪建筑方面却和那些对天主教并无恭敬之心的诗人、文学家声息相通，赞同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立场。伯爵在信中对保护巴黎中世纪纪念物的呼吁得到了一群年轻浪漫主义者的响应，这一人群正是《巴黎圣母院》最热烈的读者。

巴黎圣母院顶楼的怪兽石雕（图 | wikicommon）

有一本关于建筑师勒-迪克的书——《记忆与现代性：维奥莱·勒-迪克在维孜莱的古建修复》，里面也记述雨果对于保护古建的贡献。作者Kevin D. Murphy在书中说，在发表《巴黎圣母院》之前，雨果就写过文章抗议所谓的“黑帮”（Bande noire）行为。“黑帮”是指复辟期间一群专事倒卖的人，他们买下历史建筑，然后把建筑拆了卖废料。1819年，“黑帮”曾买下位于布卢瓦（Blois）的一座古堡，雨果参与了文化知识界的抗议，并在1823年写了一首题为《黑帮》的诗，发表在由他帮助创刊的杂志《法国博物》上。雨果对于古建保护最为著名的呼吁出现在《破坏建筑的战争》这篇长文里，他把“中世纪值得珍爱的纪念物”当成“古老民族的光荣的证据，上面记录着有关国王的记忆以及民族传统的记忆”。

大文豪雨果是中世纪建筑的保护者（图 | wikicommon）

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法国人对于古建修复爆发出如此的热情？Kevin D. Murphy 给出了他的解释：“波旁复辟倒也唤起了法国人对于保护古建的热情，并最终开始‘修复’古建。‘修复’一词具有着双层的意思——建筑上与政治上的复辟——它也意味着在政治和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波旁复辟是一种孱弱的最终不太可信的历史延续的意像，而建筑上的复辟过程却最终生产出来了既依赖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断裂、同时又否认这种断裂已经发生了的对于过去的憧憬。”

1831年，路易四世行宫建筑（Tour de Louis’d Outremer，“d'Outremer”为路易四世的绰号，意即“海外归来者”）被里昂市政府毁坏，这一事件在法国引发了大争论，雨果于是修改补充了1825年就写成的这篇文章，1832年3月1日发表在《两个世界导报》上。雨果认为，来自国王时代的建筑并不该因为它们和压迫势力有关就要被砸掉，将过去王朝的纪念物保护下来，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在《巴黎圣母院》里，雨果在第一章就用铺排的激情来描绘他热爱的这座大教堂以及对破坏者的愤怒：“⋯⋯可以说，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雄壮的交响乐，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它既繁杂又统一，如同它的姐妹《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是一个时代的所有力量通力合作的非凡产物，每块石头上都可以看到在天才艺术家熏陶下，那些娴熟的工匠迸发出来的奇思妙想。”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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