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常常想起张五常

这些年，跟年轻同学们交流时，他们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生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

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会想起张五常的故事。

张五常（斯蒂芬·张）出生于1935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天生一头乱发，如同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1959年，张五常赴洛杉矶的加州大学读书，八年后，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从土地租约的角度研究了台湾的土地改革，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界的轰动，是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之一，他也因此成为合约经济学的奠基人。

1967年，张五常博士毕业后，就去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那段时间，张五常天天跟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诺斯和科斯等大师混在一起，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中国面孔。在很多人看来，斯蒂芬·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但就在1979年，科斯对张五常说：“斯蒂芬，你的祖国即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变化，你不该待在这里了。你应该回去，目睹它的发生。”

科斯的这一番话，彻底改变了张五常的学术和人生轨迹。

1979年的秋天，张五常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

他去广州一个工地调研，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三个工人在补一个洞，一个人指着洞，一个人端着水泥盘子，还有一个人补洞。在合约失灵的情况下，张五常目睹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

而在当时还是农村的东莞县，他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景象：在一间大房子里，县政府的十多个部门官员坐成一排，前来投资的香港商人列成一队，一口气盖完所有的公章。张五常又看到了新效率产生的可能。

所以他在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根本看不到改革的迹象，反而是在一些小县城里，看到了改革的可能性。

1981年初，张五常发表长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在当时，中文词典还没有发明“市场经济”一词，因此，如果剔除“资本主义”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张五常是第一个清晰地预言了中国将走上产权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的经济学家。

很显然，在1981年，几乎所有的读西方经济学出身的学者都不会知道，中国的市场化突破口并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农村，乡镇企业将成为工业化革命的第一批冲锋队，这正是中国改革的意外之处和特色所在。

1982年，张五常离开美国，回到了香港大学做教授，始终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洞悉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在很长时间里，他每周撰写两篇专栏，评点政策时政。因他身份的特殊，往往有自由而独到的见解。

跟很多学者仅仅从各种公报或新闻中寻找论据不同，张五常最喜欢深入企业。每到一地，他最喜欢问的两个数据是厂房租金和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最难伪造，也是最敏感的产业兴衰指数。

2008年，北京两会通过了《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案。根据新的法律，所有的企业主雇用员工必须签署劳动合同，一旦解雇，就要给予员工一定的补偿。

跟很多学者把这一修订案视为“良心法案”不同，张五常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虽然张五常的观点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深厚的学术涵养，以及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热爱。

200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张五常写过一本书叫作《中国的经济制度》。

在书的序言部分，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今天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

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距离科斯劝说他回中国已经过去了近30年。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如果张五常当年没有选择回国，他很可能早就是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却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观察者。

于是，在很长时间里，张五常没有办法全心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观察中国的经济政策，写下了无数的专栏评论。而在一些纯粹的经济学家看来，他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

我曾经问张五常：“你后悔吗？”

他答，年轻人应当在盛年之时，找到最伟大的课题，这才不至于浪费才华。

人生会有很多选择，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必然的，有的是偶然的，但所有选择的价值最终都可以用时间来衡量。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观察者这两个角色之间，张五常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觉得这样的选择值不值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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