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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奥斯卡评审口味的《绿皮书》，到底为谁而拍？
意外也不意外的最佳影片
当茱莉亚·罗伯茨宣布《绿皮书》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时，不少电影专业人士和影迷都略感意外。他们一方面为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感到惋惜，另一方面觉得，《绿皮书》这部影片自身的质量够不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头衔。
但对于了解奥斯卡一贯口味和评选标准的人而言，《绿皮书》获奖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事。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作者 Ann Hornaday在文章中所写，“奥斯卡依靠偏好投票制所选出来的最佳影片往往是那些很难被人们讨厌的电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国王的演讲》和《逃离德黑兰》这样谦虚取悦人群的电影总能在最佳影片的评选中击败《社交网络》、《猎杀本·拉登》这种在专业上更富有才华、更有造诣的电影。”
《绿皮书》海报
《绿皮书》就是这样一部非常工整的电影。影片中有两位主人公，一个是有钱、有学识、有社会地位，谈吐温文尔雅的黑人音乐家唐·雪利，另一个是混迹在社会底层、举止粗鲁，靠捞偏门养活家人的夜总会白人打手托尼·利普。
这样一黑一白的配置搁在现在并没什么稀奇，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在《吉姆·克劳法》和“平等但隔离”政策的影响下，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天然就有一种戏剧感，尤其是当联结他们的纽带还是雇佣关系时——黑人音乐家花钱雇白人打手当自己的司机，保证自己巡演顺利。在他们的旅途中，反复出现“白人比黑人更像黑人”的桥段，这一点为观众带来了很多笑料，但也为这部片子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绿皮书》剧照
片名“绿皮书”源自由非洲裔美国邮政员维克多·雨果·格林撰写的一本专门为黑人出行提供便利的小册子，其中列出了美国哪些旅馆、饭店、酒吧是可以为黑人提供服务的。影片中，托尼正是参照这本绿皮指南才知道把唐送到哪里去吃饭、睡觉不会惹出事端，但随着故事的深入，托尼和观众都能发现，这本小册子并不足以充当护身符，唐因肤色而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来自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绿皮书》剧照
在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市，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只给唐准备了一架破旧不堪，上面还堆着垃圾的钢琴，而不是合同中规定的斯坦威钢琴，理由是“他只是个黑人，他懂什么”；在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主办方盛情欢迎唐的方式竟是在餐桌上摆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炸鸡；在佐治亚州梅肯市，唐走进服装店想试一件西装，结果却被店主要求买下来才可以试，而同场的白人顾客则可以在购买前随意试穿……不管唐在音乐上多么专业，不管他打扮得多么得体，别人只会从他的肤色判定他的为人。
《绿皮书》剧照
两个月的旅程中，托尼目睹也卷入了唐的生活，这段经历改变了他。还记得影片开始时，托尼家来了两位黑人水管工，在他们走后，托尼把他们用过的玻璃杯扔了。托尼用两根手指捏着玻璃杯时流露出的嫌弃和厌恶，与结尾时他真诚邀请唐在自己家过圣诞节时表现出的尊重和接纳有着天壤之别。
影片的结尾就停留在温馨的圣诞节之夜，在合家欢的氛围中，两个不同肤色、不同阶级的人成了朋友，他们接受了自己也接受了别人。可以说《绿皮书》拥有一个教科书般的Happy Ending。
以“真实”事件为原型
《绿皮书》的三位编剧中，其中有一位名为尼克·安东尼·瓦莱隆加。看过影片的人都不会对这个拗口的姓氏感到陌生，因为托尼·利普这个人物的真名就是富兰克·安东尼·瓦莱隆加。
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儿子，尼克在影片宣传期一直对媒体表示，“电影中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唯一创造性发挥的地方就是改变了一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除此，尼克还表示，自己的父亲在与唐·雪利旅行前曾是个种族主义者，而这次疯狂的旅行完全改变了他，改变了他抚养孩子的方式，他后来向孩子们灌输了每个人都平等的理念。
《绿皮书》剧照
有尼克这位当事人的儿子作证，大家对于电影海报上那句“根据真实友情故事改编”都没有什么疑问，直到唐·雪利的亲人开始对外发声，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表示这部影片中有诸多失实情节，还称这部电影是“谎言交响曲”。
片中，唐曾告诉托尼，如果自己的兄弟想联系自己，他们会联系的。在唐和托尼路过一片农田时，在田间劳作的黑人们和唐相互注视，双方眼里都是不解。唐依靠自己的音乐才能摆脱了那个时代大多数黑人陷于贫穷的命运，但他的肤色也让他难以被白人群体真正接受。不被自己人接受，也不被主流群体接受，他孤独至极。这就是影片塑造的唐·雪利，一个离异、远离亲人并且难以融入自己种族的人。
《绿皮书》剧照
但唐·雪利的亲人表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首先，唐没有与家人疏远。在1962年时，唐·雪利有三个在世的兄弟，唐一直与他们有联系。此外，唐也不曾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感到尴尬，更没有与自己的种族格格不入。至于影片的核心——托尼和唐的动人友情，唐的亲人更是不认同，“我的兄弟从不认为托尼是他的‘朋友’。托尼只是一名雇员，一名司机。”
《绿皮书》剧照
既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且由托尼的儿子操刀撰写剧本，那么剧组尝试联系一下唐·雪利的后人，搜集更多资料是肯定要做的事。但吊诡的是，“直到电影拍摄完成，我们家族中没有一位被剧组联系过，很难把这理解为疏忽。如果他们的动机真是要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无论是关于绿皮书或是唐纳德·雪利的，他们都明显错过了重点。”
对于这样的指控，该片导演则搬出了2010年的纪录片《失落的波西米亚》来为自己证明。在该片中，唐曾亲口承认过自己和托尼的朋友关系。托尼的儿子则表示，自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打电话与唐聊过。关于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在电影中，哪些内容不行，全都由唐本人同意。鉴于托尼和唐二人于2013年先后去世，关于二人的那段旅行到底发生了什么，影片又是否足够真实的讨论，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斯派克·李们的愤怒
对《绿皮书》感到愤怒的不只是唐·雪利的亲人，还有黑人导演斯派克·李。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公布《绿皮书》获最佳影片后，斯派克·李飙了脏话，愤然离场（后被工作人员劝了回来）。
斯派克·李指导的《黑色党徒》也提名了最佳影片，但他的愤怒不是因为奖项上的失利，而是对这部由白人救世主主导的，讲述种族主义的影片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后持续发酵，来自美国不同行业的很多黑人都对《绿皮书》有同样的感受。
《绿皮书》剧照
唐·雪利在纽约可以活得像个国王一样，可他主动选择了踏上南方巡演，用自己的勇气去挑战歧视和不公。但在他真的陷入困境时，屡屡救他脱险的要么就是托尼那双白人的拳头，要么是来自权力顶端的白人精英的一通电话。这样的情节安排导致很多黑人认为，《绿皮书》并不是拍给黑人看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白人在关于种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唐·雪利有一段震撼人心的雨中独白，“我独自一人住在城堡里，那些白人富翁花钱让我给他们弹钢琴，是想让自己显得有文化，但只要我一下台，我又变回了那个他们不屑一顾的黑鬼。因为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文化，而我只能独自承受这种轻蔑。而且我也不被自己人所接受，因为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还不够男人，那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什么？”
身为天才的孤独，肤色引发的歧视，再加上隐隐约约的同志倾向，这些都使唐·雪利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远胜于托尼，二人比较之下，唐才是更有“戏”的那个人。但在影片中，维果·莫藤森是男主角，扮演唐·雪利的马赫沙拉·阿里只是男配角。这点也多少让人觉得，唐遭遇的一切痛苦更像是为了配合、烘托托尼的转变而存在的辅助配置。
1936年，维克多·雨果·格林在第一版绿皮书的简介中写到，“在不久的将来，这本指南将不必再发布。那时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将在美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人权。”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黑人出行指南的绿皮书不存在了，但以温情、幽默消解种族压迫的绿皮书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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