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为什么偏爱现实主义？

19世纪是变革暗涌的时代，为20世纪世界格局与科技发展的波谲云诡埋下了伏笔。

1895年，19世纪末平凡的一年，发生着诸多大事。

2月2日，中国威海卫被日军占领，洋务运动彻底失败；2月13日，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议和；4月17日，清廷割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10月8日，日本暗杀朝鲜反日的明成皇后；11月5日，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12月28日，第一部电影在法国诞生。

诞生之初，电影作为一种新鲜玩意出现在巴黎街头，仅过了半年时间，这种新技术就在亚欧大陆传播开来，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早期电影流派。

1895年12月28日，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在法国巴黎一家咖啡馆放映

法国人将深厚的文学传统注入电影，出现了“艺术电影”；英国人忠实于对现实的记录，形成“纪录电影流派”；美国人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搬上银幕，格里菲斯将电影变为真正的艺术；苏联人对剪辑手法情有独钟，“蒙太奇学派”影响至深。

唯有中国电影很特殊，没有形成任何派别。早期电影拓荒者们，并未将关注点放在电影技术和电影本体的研究上，他们更看重电影的内容。有人说“中国电影史就是影像化的中国近代史”，不无道理。

中国人喜欢听故事，自古便是。从流传不息的评书、小说、神话、民间传说便能窥探一二。作为亚洲最早引进电影的国家，1896年6月29日，上海著名的私家园林徐园率先放映了这种“西方影戏”。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电影的传入更像多了一种观赏故事的手段，本质上和戏曲、文明戏没什么区别。

那会儿的电影从业人员除了商人，有一大部分是知识分子。

动乱尚武的年代，这群文人将电影作为指点江山、施展抱负的手段。在通俗易懂的故事中，掺加部分来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以实现教化民众的理想。以至于中国电影百年历史进程中，最普遍、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都是展现国家危难、民生疾苦和传统道德的影片。

剧情跌宕起伏，曲折反转，酌情佐以时代呼喊，文以载道，是为最佳。

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举办了第一届国会，全国政局不稳，湖南、安徽等省纷纷宣布独立，但仍有生生不已向上而发的力量。

这一年，中国诞生了最早的两部短片[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前者由早期电影先驱张石川和郑正秋拍摄，后者则是香港民新公司老板黎民伟的作品，同时也是香港第一部故事片。

[庄子试妻]秉承文明戏路数，由男演员反串女角

这两部影片主要讲述的就是以夫妻关系为代表的家庭伦理。取材上看，要么面对现实，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要么转向传统戏曲，从以往的文艺作品中寻求灵感。

既有故事性，又体现了“西风东渐”之下，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娱乐和教化兼备。

虽然有资料显示，此时的电影依旧沿袭文明戏的表演套路，但相比之前的[定军山]它已经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的电影。

京剧电影[定军山]

20世纪20年代，处于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盛，商业发展空前，也带动了电影产业的繁荣。在利润的刺激下，大量商业电影涌现，最典型的就是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神怪片。

[火烧红莲寺]是20年代武侠神怪片的高潮，其特效制作的巫术斗法、群侠乱战，在当时算得上视觉奇观

如果时局安稳，中国电影很可能和美国一样走向娱乐至上的道路，但军阀混战令这一切成为不可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军阀时代来临。国家危亡之际，商业片的粗制滥造、胡乱弹琴为舆论界所不满，身受离乱之苦的民众也纷纷呼吁电影业“猛醒救国”。

当时的中国，实在没有滋养娱乐片的土壤，短暂的商业电影潮流很快就被严峻的现实吞噬。

1923年，明星电影公司创办人兼编剧郑正秋，煞费苦心地编写了一部从片名到内容，都百分之百符合中国传统伦理范畴的电影[孤儿救祖记]。电影上映后，一炮打响，颇为轰动。

郑正秋

[孤儿救祖记]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电影这一外来艺术彻底揉合到了一起，为经济上处于危机的明星公司打了一剂强心针，也为处于混乱迷茫状态的中国电影业指出了一条明路。

这以后[苦儿弱女]、[玉梨魂]、[挂名的夫妻]等一部部以家庭伦理道德为主的影片陆续出品，成就了“明星公司”，也推着中国故事片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民族电影之路。

20年后，以郑正秋的衣钵传人蔡楚生为首创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横空出世，在那个动荡的战争年代震撼全国。

蔡楚生

中国影史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部影片能赚到观众如此多的眼泪，产生那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仅在上海一地就持续放映了三个多月，前往影院观摩的市民超过70万，占当时上海人口的七分之一。

[一江春水向东流]

自那以后，这种类型的影片一直闪现在中国电影史中，成为中国电影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现在看来，[一江春水向东流]所选取的情感模式和叙事母题并不新鲜，不外乎善良忠贞的女性遭遇负心汉的悲情故事,但蔡楚生非常巧妙的将这种中国戏剧化叙事转变为宣传民主革命的武器，在传统中融进了时代所需的精神内容，既满足了观众追求曲折动人故事的喜好，又潜移默化的传达了自己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电影的胜利。

随着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等人辗转香港，他这种立足现实，折射时代的电影也在那落地生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李翰祥、楚原等香港电影人，至今仍有余波。

中国电影诞生在这片土地发展变化最激烈、最动荡的一段岁月，避无可避的在传统和现实、商业和社会之间挣扎求生。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同背负着家国使命前行的电影人，生得清澄似水，活得负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