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点下班。

春季档的日剧中，有一部被豆瓣网友称为“冲着剧名就得打五星”的职场剧——《我，到点下班》（以下简称《下班》），这部围绕着加班展开的剧集在四月中旬开播，恰好撞上了国内关于996工作制的讨论热潮，在行业大佬们把加班说成是福报的背景下，剧中女主的那句“我不打算比现在更努力，我要准时下班”或许戳中了更多职场人士的心。

《我，到点下班》剧照

《下班》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一家业内排名第二的网页制作公司里，女主东山结衣在其中担任项目总监。某天下班前，东山负责的一个项目正好顺利完成，同事三谷向东山提议，不如组织大家下班后一起聚餐庆功，东山以“大家说不定想早点回家”为由拒绝了，随后三谷又提议，不如现在开始着手策划下一个活动的内容，东山以“等下一个订单来了再说也不迟”为由又拒绝了。当办公室墙上的时钟跳到18:01时，东山踩着点打卡下班了。这潇洒的一幕就是该剧的开篇。

东山都能准时下班，靠的不是甩锅或摸鱼，而是在上班时间高效、专注地工作。她把每天的待办事项被她记在便利贴上，粘在电脑屏幕旁，解决一个就撕掉一张。工作中哪些事要分配给下属，哪些事要和同事沟通，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至于加班，如东山自己所说，她也不是完全拒绝加班，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她也会全力以赴，只是这种时候很少罢了。

但这样一个每天都能高效完成工作的员工，却招来了一些人的不满，新上任的部长就对东山不加班的工作方式略有微词：

“你为什么每天都准时下班啊？”

“明明大家都工作到七八点，然而你却在指针指向六点的时候准时离开公司。”

“再努努力吧！毕竟有人还在工作。”

“难道你只做自己的工作吗？拿到薪水就万事大吉了吗？你对别人不感兴趣吗？”

和国内大佬们鼓吹996时采取的“福气论”、“兄弟论”等话术不同，日剧中的领导更多地是从“大家、别人和你”这个角度发出加班邀请的。这与日本社会存在已久的同调压力有很大关系。《做二休五》一书的作者大原扁理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他在日本时，总能感觉到沉重的同调压力——他要和周围人保持一致，周围人都点啤酒，他即使不爱喝也要随众人说“我也要”。

但东山扛住了这种压力。剧中，东山好几次下班都是在同事和领导的目送下走出办公室的，这和另一幕——一袭白衣的东山逆着黑压压的人群站在路上——遥相呼应。不管别人怎么说，东山都不会被他们的看法束缚，也不会屈服于集体主义无声的胁迫，她鼓起勇气，成为了一个准时下班的异类。

东山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酷的。初入职场时，她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前辈很忙，压力很大，她一个月加100个小时以上的班，不眠不休只是不想让前辈觉得自己能力不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最后她因为过度疲劳，在上班期间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撞到头部险些丧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东山变成了现在自己。

除了东山的个人经历，还有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将“Karoshi”，即“过劳死”一词收入其中。日本作为该词的发源地，加班文化一度非常盛行。但近些年，人们逐渐意识到过劳问题的严重性，日本政府也开始推行工作方式改革，以法规的形式对加班时长进行限制。再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企业为了得到年轻劳动力，不得不以更人性化的工作方式来吸引“一言不合就辞职”的宽松世代。编剧为东山设定的“不加班主义”，为东山所在公司设定的“目标零加班”能成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依托。

东山下班后，总会先去一家中餐馆报到，喝喝啤酒吃吃小笼包；回到家后，再跟男朋友一起吃晚饭，聊聊之后要去哪里露营。因为积极使用带薪休假，东山不仅有精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定时体检，还能经常泡泡温泉，做个按摩。编剧借东山一角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朝九晚六的人生活可以有多丰富，但编剧的野心不仅仅是写一部精准满足社畜情绪的爽剧，通过不同角色的工作状态，编剧还绘出了一幅职场众生相。

同事三谷这个角色的设定几乎是东山的反义词。虽然年龄和东山相近，但三谷完美地继承了老一辈日本职场人士对待工作的态度。从小学开始，三谷就一直拿全勤奖，即便感冒生病也坚持出勤，工作后她一如既往，带病工作是常有的事。就算工作量是别人的两三倍，她也不会提出异议，只会任劳任怨加倍努力。在成为职场前辈后，三谷理所应当地认为下属也要遵循自己这一套价值观。但编剧借年轻的下属之口质疑了老一辈这种工作理念：请你不要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以自己为基准，就算你自己是新人的时候被迫那样做了，为什么连我们也要受那份苦？

产后归来的贱岳前辈则可以看作是东山的某种未来。曾经的贱岳是那种会告诉下属“能下班就下班，能休息就休息”的人，东山自进入公司以来就准时下班，常被说目中无人，也是贱岳一直在袒护她。可在产后半年回归职场时，贱岳就像变了一个人。她开始把“我不需要休息”挂在嘴边，经常拉着同事加没有必要的班。促使她发生这种转变的正是职场对于已婚已育女性的偏见，公司认为她们要照顾孩子和家庭，所以不再分配更重要的工作给她们。无奈之下，贱岳只能开启疯狂加班模式。加班之于贱岳，是她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的工具，是她竭力保证自己不被边缘化的途径，至于加班内容本身，反倒没什么人在意。

承担了生育任务的女性遭受着职场偏见，积极承担带娃重任的男性也经受着歧视。中餐馆里的男客人听到贱岳的丈夫休了育儿假在家带娃后，第一反应不是赞扬，而是鄙夷，认为“丈夫没什么工作能力吧，要不怎么会去带孩子？”很长时间内，男性都被这种陈腐的观念紧紧钉在公司，结果就是，他们的家庭中，妻子不得不接受丧偶式育儿，孩子不得不接受父亲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缺失。

有人觉得这种付出值得，有人则称其为罪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写到，“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是，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人不是机器，在工作和生活越来越难有明确分界线的当下，我们在谈论加班的时候，肉眼可见的工作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关于收益与付出，关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关于自由时间被损耗掉的比重，关于你选择被塑造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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