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我是演说家》全国总冠军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70 篇文章

题图：作者在《我是演说家》的现场照。文末有彩蛋。

昨晚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播出了决赛，这次特殊的旅程算是结束了。从初赛到决赛，我接到不少朋友的电话，说我这次玩大了，有点像几年前从三千米高空那一跳。

▲ 《我是演说家》夺冠那天的现场照。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忐忑，我不认为我的水平配得上这个冠军，这是心里话实在话。从读书到工作这么多年，我以前从来没参加过任何演讲比赛，这次接受邀请去参加节目最初也只是想宣传一下公益项目而已。当主持人宣布我是本季《我是演说家》全国总冠军的时候，要我说夺冠感言，我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对我这个草根公益人的鼓励，因为确实是没有心理准备。

▲ 我的公益伙伴刘正琛在半决赛时作为助选嘉宾登台分享。

回望我 48 年的人生舞台，这一次参加《我是演说家》的经历像是过往人生的缩影。我人生的脚步，几乎每一步都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

小时候，在偏远的山村出生长大。曾几何时，那个山村少年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木匠，因为那种走村串户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曾是他见过的最体面的人生；后来在村里读小学，乡里念中学，县城念高中，又考到了省城念大学。

工作后只是想着做好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可是后来幸运地当了官，甚至一步一步当到了市长、县委书记这样左右一方的大官；为官时只是想着为老百姓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却意外地获得巨大的荣誉。

后来转场公益，尝试从社会领域来探索因病致贫社会难题的解决办法，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本来做好了抹黑走夜路的打算，可是很快就有一束束的光照过来……

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

我的幸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很想捋清楚这些东西，用来激励自己走好人生的下半场。

细细回想，我的幸运应该是源自于我无意中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在坚持做自己。

命运给我的起点是很低的，这个起点对我的意义是我从小就习惯了仰望，习惯了看他人的脸色。

▲ 白色的房子是我叔叔家，旁边就是我家的老房子，我就出生成长在那里。

我最早知道要看妈妈的脸色，妈妈一生都没有打过我骂过我，记忆中连重话都没说过，但是我从小就知道心疼妈妈的苦累，打从记事起就再也没要妈妈背过抱过。

童年时跟着妈妈傍晚到生产队分粮食，由于我们家是半边户缺粮户，每次都只能留在最后分那些剩在角角落落的零散的粮食。妈妈背着大背篓，拉着背着小背篓的我和姐姐站在外围，小心翼翼地看着前面分粮食的人群热闹的背影，直到等大家快分结束了我们才走上前去。每次分完粮食我都要试图去从妈妈的背篓里多抢一点来背，妈妈每次也都会象征性地给我背篓里多加两把粮食或者多加几个土豆几个红薯，那种卑微的慈爱和依赖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无比温暖。

低的起点对我的另一个意义是让我很容易满足。童年的记忆中从来都是每天吃两顿饭，村里小学毕业后到乡里念初中，发现学校里一天是吃三顿饭的，一下子觉得人生原来还可以这么幸福。

▲ 老家的一些回忆。

到县城念高中的时候，那些从小在县城长大的同学如果不嫌弃我，主动跟我打招呼甚至约我玩，我就会内心欣喜并感激；

上大学后一直比较自卑，虽然靠苦读书勉强踩过了独木桥，但是眼界见识和城市长大的孩子简直是天远相隔。到现在记得大一那年上英语课，中学从来没上过口语和听力课的我被老师挨着点名开口，我旁边同学看我的眼神分明是在疑问“你确信你说的是英语吗？……”。

大学毕业正逢孔雀东南飞的大潮，我选择回到山里，哪怕我的女朋友都去了广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那个自信，我根本不敢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在我心里，自己的能力只能胜任回到山区老老实实地做点小事。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县燃化局下面的矿山公司做安全员，每月跟着老技术员定期到磷矿、硫铁矿和煤矿下井检查安全。毕业第二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县里要跟着市里一起出去开招商会，县里的项目材料需要翻译成英语，县政府办找到县一中的英语老师，对方开价 800 元，分管副县长听说后有些生气，当时正巧县燃化局的付局长在场，他说我看到矿山公司分来的那个大学生小陈订了英语报纸在看，要不喊他来试试，于是我从矿山上被电话招到县政府。

我一看材料比较简单，二十多页纸，我弄到凌晨两点就全弄好了，第二天交上去，传真到市里反馈说还不错。政府办的科长给我打电话说副县长很高兴，让我到政府办签字领 200 元（我当时的工资是每月 122 元），我吓得赶紧拒绝，说这是工作啊，再说也就是一个晚上的事，通知了几次我也没有去领这笔钱。

很意外，三个月后我被调到了县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做办事员。县里大大小小对外的活动中，我成了最好使唤跑腿办事的小伙子和最经常加班写材料的笔杆子。

两年后县里机构改革成立外贸局，我作为很少的懂点外语的大学生，被提拔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那年我二十五岁。又过了一年团县委换届，新任县委书记强调全县青年领袖的岗位要找一个大学生来担任，而按照团县委书记任职的年龄和资历要求，全县三十岁以下第一学历大学本科又已经是副科级的干部，只有我一个。

这就是我当年从政的起点。没去想，也没敢想，命运就这样来敲门了。后来我考上清华脱产念了两年硕士，毕业时面临北京大国企的 offer，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去。一方面那些年在基层找到的被需要的感觉对我有一种召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山里有我熟悉的 hold 住的生活。北京的霓虹灯虽然很美，但是我从心底里还是隐隐有种够不着跟不上的惧怕感。

回到基层，那些年在行政上也见过身边有些各方面不咋地、老百姓不认可甚至讨厌的人一路提拔得飞快，我和很多人一样，也迷茫过。我也不傻，也看得出里面的究竟。但是最终我还是想清楚了，那样的捷径，我更加 hold 不住，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我自己吧。

后来当了县委书记，又有了被别人当成捷径来围猎的烦恼。对于一般的围猎，突破并不难。但是如果你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和你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他亲自来猎你，你要胆敢不入他的圈不站他的队还是挺难的。但是，我最终选择了坚守底线。因为我想清楚了，那种妥协无论有多少好处，都换不回来本真的自己。

回望我的人生上半场，很多人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自卑，彷徨，苦闷，挣扎，我一样没少地经历了。幸运的是我一直选择了做自己。一开始其实是无意的，但是随着在生活中坚持做自己得到的正反馈越来越多，我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这种坚持。

前几天和读大学的儿子通了一个长电话，我们也讨论到这个话题。儿子说，他从一个旁观者和陪伴者的角度看，爸爸的幸运程度确实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儿子眼中的原因，是爸爸的善良程度也高于平均水平。

儿子讲到一个他参与见证了多年的例子，儿子不提起我几乎已经忘记，那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对于我的正反馈。

1999 年，我在兴山县的水月寺镇担任镇长。在偏远的晒谷坪村下乡时看到一户特殊的人家，女主人向玲眉清目秀伶牙俐齿，但是自幼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身瘫痪，一年四季只能裹着一块厚塑料布在地上爬行，爬着扫地做饭，爬着喂猪，爬着种园子；丈夫是一个智弱人，说话都说不清楚，但是还动不动打她，经常是手里有什么就是什么，下手没有轻重；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智力也不太好。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女儿刚小学五年级辍学，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

从那时起，女儿一直到上完初中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负担的。虽然我两年后就离开了水月寺镇，但是无论是在清华读书还是后来辗转到各地工作，我每年都会至少去向玲家看一次，有时也带着爱人孩子一起去，一直坚持到向玲十年后去世。儿子问我，如果说你在水月寺工作的时候到向妈妈家走亲戚还有作秀的成份，那你离开那么多年后一直坚持这么做是要秀给谁看呢？

儿子不说，我已渐渐忘记了不幸的向玲。儿子回想起来二零零六年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带着上小学的他去向玲家的时候，向玲说女儿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去了，由于不知道我的地址，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在家里让妈妈转给我，她跟妈妈说陈叔叔一定会来的。

“陈叔叔一定会来的”，现在想起那句话眼里有了泪水。向玲一家在贫苦岁月中对我的期待和念想，是我人生中莫大的正反馈。

我现在投身公益，也是循着这些正反馈做真实的自己。

对于公益人来说，更值得追求的真实是什么呢？我想那就是我们面对弱者时的恻隐之心，有一种想去为他们做点事情的念头并付诸行动。做公益，利当然是没有的。至于名，那就是功，公益人无论做成什么样子，功力必不唐捐，因为受助者得到的或多或少的帮助，都是真实的。

年轻时曾经喜欢看《蝙蝠侠》，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蝙蝠侠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它只是一个面具，当任何人带上这个面具为弱者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就是蝙蝠侠。

现在写下这些天的感悟，权当我补充的夺冠感言吧，与朋友们分享，也和众多的公益同行者共勉。

观看陈行甲在《我是演说家》中决赛夺冠视频，点文末“阅读原文”。（为了尊重弱者和逝者，文中向玲为化名。）

彩蛋：

行甲在奴隶社会五周年现场清唱了一首收获无数“迷妹”的歌《会有那么一天》，现场视频在这里（内含大量珍贵照片）。

▲ 作为来自音乐和诗的年代的大叔，和大家分享一首八十年代的歌曲，关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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